這以上種種設施，也與當時稅收政策吻合。隋唐繼承前朝的“租庸調”製，其重點在國家財政千就於簡單的農村經濟，與均田並行，原則上避免納稅人貧富的差別，以極低的稅率全麵征收，才發生廣泛的效果。雖如此，仍有技術上的困難。《隋書》食貨誌提及北齊定一夫一婦納稅額為一“床”，獨身者繳“半床”，如是“陽翟一郡，戶至數萬，籍多無妻”。隻因為皇權凝聚於上，納稅的義務則遍及於匹夫匹婦，當中缺乏各種有權力能裁判折衷調整或甚至帶服務性質的機構，於是製度能否遂行，全靠皇帝自己出麵，向下加壓力。文帝楊堅的晚年，就盡瘁於此事。他又嫉視屬下官吏貪贓。凡受者必死。他又自己在朝堂訊問臣下，召對不如意，立時誅殺之。所以《隋書》說他“天性沉猜，素無學術，好為小數，不識大體”。
可是經過他的高壓政策，隋朝的府庫各物山積，甚至窖藏還不能容納。所以錢穆曾說西漢要經過四帝七十年之休養至武帝而盛，“隋則文帝初一天下，即已富足”。這也表示中國傳統重農政策下的一種特殊現象。因為全麵生產，完全不講究交換分配及使國家經濟多元化，又不作質量上的改進，短時間的全國動員，即可以使農業的財富（因其無組織結構與商業的財富不同）豐溢超過預期。煬帝於公元６０４年即位，也算是繼承著第二帝國創國以來的經濟基礎，隻是這樣的富裕倒也成為國家的贅累，當日政治思想又要防止“兼並”，那麼已經在農村動員的勞動力作何區處，難道令大批人民失業不成？
這樣看來隋煬帝之耗用中國人力物力，有其曆史上的背景，即他集天下鷹師於長安，聚樂工於洛陽，也還是受客觀環境的誘導。至於開掘運河，則北魏孝文帝元宏時引洛入穀作漕運已有之。建造宮殿則已在隋文帝築仁壽宮時開始，據說“死者以萬數”。甚至伐高麗，也始自文帝。公元５９８年之役，動員三十萬眾，既遇潦雨，又遭疫病，舟師則船多漂沒，傳統作史者稱其“死者十八九”。所以煬帝的種種作為也還是隨著文帝的步驟，是當日全麵運員的一種產物，初時也有文武百官的支持，否則隋煬帝楊廣縱是****，也不可能以一人之力強奪民意如此之久。
所以我們今日檢討煬帝的成敗，不能專以他楊廣一人功罪作最後的解答。即在楊隋之前，各北朝已經相交人行均田製。這樣以理想上數學的公式向下籠罩，功效如何，全靠租庸調的稅收作實際考核的標準，這方案一經發動為一種群眾運動，也不容易適時收束。於是矯枉必過正。因之隻有上麵需要的數字，沒有下層著實的統計，以致男丁抽完，力役及於女人，並且“征役繁興，民不堪命，有司臨時迫脅，以求濟事，不複用律令矣”。不到征高麗失敗，全國反叛，不知已極。隋煬帝雖有想象力，到底不是大思想家，他也不像我們能看到古今中外的曆史縱深。他最後退居江都一年多，竟想不出一種主意，也可見得他始終沒有透徹的了解他自己在曆史上的地位。傳說他曾顧鏡自照對蕭後說：“好頭頸誰當斫之？”是否真實可靠，殊成疑問。但是其無可奈何的語氣，已與他悲劇性的結局符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