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皇帝玄燁是清朝曆史上一個很有作為的皇帝，他認為“治天下之道要以寬為本”，治理監獄應“以德化民，以刑弼教”。這種治獄主張，對克服監獄弊端、保障犯人人權還是有進步意義的。
康熙皇帝總結了明代獄政的弊端，多次諭示三法司，嚴禁獄吏濫施酷刑，淩虐囚徒。針對犯人“未死於法，先死於獄”的情況，他指示刑部要派員調查清楚，對錯判逼供和治獄不善造成人命的獄吏，給予革職和罰俸的處罰。
“匣床”是明代監獄用來懲處重罪囚徒的一種極其殘酷的刑具，呂坤在他的《風憲約·獄政》一書中，對“匣床”的使用曾作過詳盡的描寫。公元1680年，康熙皇帝在他禦筆批複頒布實施的《刑部現行則例》中明文規定：“凡官員用匣床者，革職，杖一百，流三千裏，禁卒杖一百，革役”。康熙皇帝明令禁止在監獄中使用匣床，充分體現了他“欽恤人命”，對囚犯以教育為主，以刑罰為輔的治獄思想，這在封建帝王中是難能可貴的。
立法與執法嚴重脫節是中國古代監獄的基本特征。盡管《刑部現行則例》作了明確規定：不準使用匣床。而且對獄吏擅用匣床也定了懲罰的措施。但“上有政策”他們“下有對策”。不準用“匣床”，則改作“木籠”，木籠分上下數層。囚犯關在其中，照舊“不能屈伸”。縱觀清朝二百多年曆史，囚犯慘死於匣床或木籠的事例仍屢見不鮮。獄官借匣床徇私舞弊、濫施淫威。囚犯“睡”匣床痛苦萬狀，生不如死。這充分反映了封建獄製的腐朽和黑暗，遠不是皇帝一道聖旨就能解決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