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1月中旬，在愛多亞路（今延安東路）天主堂街（四川南路）相交的法租界一棟建築的房間裏，一個大約20歲左右的年輕人正在埋頭對著手中的稿件認真的校對。
這個年輕人是來到上海才三天的陳伯康，他現在是在《大美晚報》上班。這份工作是通過內線的人給安排的，具體是誰，陳伯康並不清楚。
對於《大美晚報》的情況，陳伯康上班後有過了解。這家報紙是旗幟鮮明的表達抗日立場。正因為報館對抗日的態度明確，旗幟鮮明，使汪精衛非常惱火，想對該報館采取措施，可該報館在英法的租界內，不在其管轄範圍，無法采用正麵手段，便依靠流氓漢奸特務的威逼恐嚇，但大美晚報依舊沒有屈服。
在這家報館裏工作，陳伯康感到還是挺不錯的，至少不用去考慮除了反抗日寇以外的事情，不像在學校的時候整個人神經兮兮的，對什麼人都打起十二分的精神小心戒備，就怕出了一點錯，又被人打了報告，現在反倒讓自己的精神放鬆了不少。
陳伯康來上海的事可是一波三折，本來戴笠想讓他跟著自己在秘書處工作，可在那天晚上兩人交談後，思慮再三，還是決定讓他先到下麵鍛煉一下，過段時間再調回來。
戴笠在調派他的時候，發現陳伯康成長的環境限製了能安排的工作，本來能調派的地方不多，無非就是北方的北平、天津，南方的上海、南京。戴笠又在學校其他教官處具體的了解了他的情況後，最後拍板讓他到上海去。
在出發前，戴笠又派人跟他交代，到上海後等候領導的通知，服從領導的安排，一定要好好表現，不要給他丟臉。
陳伯康興致勃勃的踏上了前往上海的道路，先是坐飛機到香港，然後坐船到上海，沒想到在船上得到消息，汪精衛在河內發了‘豔電’宣揚投降。這讓陳伯康氣憤難耐，怒火上頭，想著到上海後，一旦汪精衛回到國內，一定要尋找機會除掉這個漢奸。
現在工作的問題解決了，生活就穩定了，至少他不會為了衣食問題而擔憂。但是，讓陳伯康沒想到的是，到上海三天了，區長以及其他上級領導並沒有派人給自己安排任務，更別說接見自己了，這讓他有些不明所以了。
陳伯康很明白做他們這行，都是單線聯係，不會牽扯到其他人，所以他不知道自己上麵的人是誰，也不知道直接領導自己的是誰。可為什麼還沒有安排自己的工作，難道自己的上級認為自己不可用，或者不知道該怎麼安置，這才把自己暫時安放在這裏，可也總不能一直在這家報館呆著不展開工作吧。
陳伯康心裏很是按捺不住，自己是初來咋到，一切事物都是兩眼一抹黑，人生地不熟的，也沒有其他的辦法，隻能先這樣過一段時間再說了。
其實事情並不是陳伯康所想的那樣，他不知道的是現任的區長現在正焦頭爛額、愁雲滿布，被人家架在火上烤著呢。
軍統局現任上海區區長是王天目，去年下半年才從天津站調過來，之前在天津站也是當區長。調任原因是由於上海區前任區長周偉龍被抓，暴露了身份，已經不再適合繼續擔任區長一職，同時上海區的工作也受到影響，日常工作繼續運轉困難。戴笠經過再三考慮，這才調王天目到上海擔任區長，希望他能夠盡快把上海區的工作給恢複起來。
王天目到上海後，由於工作環境的變動，認識的人少，熟悉的人也少，手上能使用的人不足，工作起來非常不便，加上副區長趙天理對他當區長心中不服，時常對區長王天目發布的工作安排不予回應，直接造成上海區的工作形如癱瘓。
這時的王天目哪裏還有心思安排陳伯康的工作，來了上海快半年時間，工作成績看不到不說，腦子裏想的都是怎麼向戴笠戴老板交代的問題，如果在春節前還不能做出點成績，到時候就不是交代的事了，而是自己這個區長的位置也沒臉再繼續坐下去了。
陳伯康知道自己的區長叫王天目，也知道這人是軍統裏的頭號特務，這是聽某個教官說起過，他和其他三個人好像叫什麼“四大金剛”，可惜沒見過真人。
陳伯康現在的住所是在南市（今黃浦區大部地方，包括老城廂的豫園等地方）的露香園路一帶，俗稱九畝地，靠近城隍廟、豫園，周圍基本上都是居民區住宅。南市區包括上海的老城廂、十六鋪等地，是上海本地文化的精華所在。自淞滬戰役結束後，難民們陸續的回到原來所住地，特別是靠近租界的地方，一些人靠著跑單幫或者到租界裏的工廠上工，生活逐漸穩定下來，吃飯問題基本不存在了，至少不會餓死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