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1月下旬，陳伯康已經在上海生活了半個月，逐漸開始適應了這裏的工作和生活。可是，現在的他即沒有接到上級的任何指令，也沒有收到任何關於開展工作的信息。
陳伯康那顆年輕的心依舊燃燒著濃烈的戰鬥之火，向往衛國殺敵的行動，沒有被上海這花花世界給迷惑，也沒有被殘酷的世界給湮滅。
陳伯康每天都默默的觀察著周圍的一切，把發生的一切事都記在心裏，對周圍的人也悄悄地分析，並分門別類牢記。他認為，現在既然自己的上級沒有與自己聯係，一定是有重大事情要做，隻是暫時擱置自己，一旦情況有變化，肯定會聯係自己的。萬一需要自己的時候，卻發現自己是個雞肋，那就注定自己是個無用的人。所以現在自己一定要做些準備工作，一旦需要就能拿得出手，不說獨當一麵，至少能夠增加助力。
這段時間的工作，陳伯康和周圍的同事逐漸熟悉起來。他用自己的勤奮和嚴謹的工作態度，贏得了周圍人的認可，同時和保管內的編輯們和排字房的工人們都熟絡了，有時相互還開起玩笑來。這個效果讓他有了生存下去的底氣，還滋生出想要發展自己的線人。
來上海的十多天，他現在連上海很多地方都還沒有去逛過，比如什麼大世界了，什麼跑馬場了，一個是錢不夠，一個是身份不允許，否則必定會引起有心人的注意，甚至帶來不必要的麻煩。
限於自己的身份和資金，陳伯康清楚憑借自己現有的條件，是不可能有大的發展，最多就是在自己的身邊發展幾個消息來源，更說不上去發展下線或者同誌了。
陳伯康不願坐以待斃或者是蟄伏待機，這不是他的性格，也不是他來上海的任務。他想要有所突破，就算自己的條件不夠，也要憑借自己力所能及的條件創造一些機會，這才是他所想要的，而不是做個無用的人，白白的來一趟上海。
1月22日，陳伯康和往常一樣去上班，在路上買了份《文彙報》邊走邊看。上了電車後，他無聊的的翻動著報紙，在第六版猛然看到一則消息，《陳寧潮昨遭槍擊》。
他收好報紙下了電車，快步跑到辦公室，看了看桌上沒有新的稿件，就拿出報紙仔細的觀看起來。
報紙說昨日，南豐印花廠主陳寧潮在法租界茄勤路誌仁坊20號的家中被刺。具體情況是，21日下午其人從工廠返工回家後，與家人正在樓下餐廳用餐時，突然闖進來四個人，在於陳寧潮對話並確認其身份後，拔槍對其開槍射擊未致命。陳某拚死反抗，和行刺者糾纏在一起，卻被其同夥見機不妙強行分開。開槍者趁機對陳某射擊，擊中陳某腹部。陳某家人驚慌失措，亂作一團，行刺者及其同夥趁亂逃逸。陳某隨後被家人送往廣寧醫院救治，但因失血過多，不治而亡。
陳伯康看完之後，又從頭看了一遍，發覺其中多有蹊蹺之處。一個印花廠的老板被四個人在家中刺殺，明顯其中多有疑問，從眼下上海的現實情況看來，暗殺他無非有兩個原因，一個是勒索求財不成，痛下殺手，一個是不聽話而被刺殺，作為警示他人之用。
第一個原因看起來可能性不大，與其這樣刺殺，不如直接綁架本人，而且還安全。
第二個原因反到可能性很大，這個陳寧潮當漢奸，或沒當漢奸，引起對方的惱怒，決定殺了陳寧潮，給像陳某這樣的工廠主一個教訓，或者警示。至於是漢奸還是軍統的人做的，現在還看不出來，因為陳寧潮的相關情況還不清楚，做不出結論。
陳伯康想著想著，突然感到有些興奮，自己來到上海的目的就是做收集情報和進行刺殺的工作。現在，自己得不到也不可能得到什麼像樣的情報，那就隻能做刺殺之類的事，隻不過自己的目標是漢奸和日寇，而不是像這種不明不白的去殺人。
第二天下午，陳伯康看著手中的文稿，眼睛大大地睜著，呼吸有些急促。這稿件的標題是《北泥城牆附近副探長遭槍擊》。
內容是，23日中午，在虞洽卿路（今西藏中路）北泥城橋附近，公共租界警務處副探長黃福生身中兩槍。並介紹黃福生其人，31歲，原籍蘇州，在租界捕房工作。自從租界內迭生刺殺案件後，警務當局特組織刑事第八科，專門辦理此類案件。黃福生亦被調到該科工作，曾破獲案件多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