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富由貨幣或金銀構成這一通常流行的見解,是自然而然地因貨幣有兩重作用而產生的。貨幣是交易的媒介,又是價值的尺度。因為它是交易的媒介,所以,我們用貨幣,比用任何其他商品,都更容易取得我們所需的物品。我們總是覺得,獲取貨幣是一件要事。隻要有貨幣,以後隨便購買什麼,都沒有困難。因為它是價值的尺度,我們便用各種商品所能換得的貨幣量,來估計其他各種商品的價值。有很多貨幣的人,被稱為富人;隻有極少一點貨幣的人,被稱為窮人。儉樸的或想發財的人,被說成是愛貨幣的人;不謹慎的、不吝嗇的或奢侈的人,被說成是漠視貨幣的人。發財等於是有了貨幣。總之,按照通俗的說法,財富與貨幣,無論從哪一點看來,都是同義語。象富人一樣,富足的國家往往被認為擁有很多貨幣。在任何國家,貯積金銀被認為是致富的捷徑。美洲發現後,有一個時期,西班牙人每到一個生疏的海岸,第一個要問的問題,就是近處有無金銀發現。他們就根據這種情報,判定那個地方有沒有殖民的價值,乃至有沒有征服的價值。以前,法蘭西國王特遣僧人普拉諾·卡爾比諾去見有名的成吉思汗的一位王子。據這位大使說,韃靼人所常常問到的,隻是法蘭西王國的牛羊多不多。他們的問題和西班牙人的問題有同樣的目的。他們想要知道那個國家是否十分富足,值得他們去征服。韃靼人和其他一切牧畜民族,大都不知道貨幣的用處;在他們中間,牲畜便是交易的媒介,便是價值的尺度。所以在他們看來,財富是由牲畜構成,正如在西班牙人看來,財富是由金銀構成一樣。在這兩種看法中,韃靼人的看法也許最接近於真理。洛克先生曾指出貨幣與其他各種動產的區別。
他說,其他各種動產是那麼容易消耗,以致由這等動產構成的財富不太可靠;今年富有這等動產的國家,即使毫無輸出,隻要是奢侈浪費,明年就可能很缺少這等動產。反之,貨幣卻是一個可靠的朋友,它雖然會由這個人轉給那個人,但若能使它不流出國外,就很不容易浪費消耗。所以,在他看來,金銀乃是一國動產中最堅固最可靠的部分;他認為,由於這個緣故,增加此等金屬,應當是該國政治經濟的大目標。另一些人卻以為,一國如能脫離全世界而存在,則國內流通的貨幣無論多少,都毫無關係。借這種貨幣而流通的可消費物品,隻會換取或多或少的貨幣;他們認為,這樣的國家實際上是富是貧,完全取決於此等可消費物品的豐饒或稀少。但對於那些同外國發生聯係,而且有時不得不對外作戰,因而有必要在遠地維持海陸軍的國家,他們的看法卻又不同。他們說,除了送出貨幣來支付給養,否則就無法在遠地維持海陸軍,但要送出貨幣,又非先在國內有許多貨幣不可。所以,每個這樣的國家都必須盡力在和平時期累積金銀,一旦需要,才會有財力進行對外戰爭。由於有這些通常流行的見解,歐洲各國都盡力研究在本國累積金銀的一切可能的方法,雖然沒有多大成效。西班牙和葡萄牙是以此等金屬供給歐洲的主要礦山占有者,它們曾以最嚴厲的刑罰或苛重的關稅禁止金銀輸出。往時,其他大多數歐洲國家似乎也都采用類似的禁止辦法作為它們政策的一部分。在某些古代蘇格蘭議會法案裏,我們會出乎意料地發現,亦曾以重刑禁止金銀輸出國外。法蘭西和英格蘭古時候也曾采用同樣的政策。
當那些國家成為商業國時,商人們在許多場合總感到這種禁令非常不便。他們以金銀為媒介,向外國購買他們所需要的物品,輸入本國或運往別國,比用任何其他商品為媒介,往往都更為有利。因此他們反對這種禁令,認為它妨害貿易。他們說,首先,為購買外國貨物而輸出金銀,未必會減少國內的金銀量。反之,還往往會增加那種數量;因為,如果外貨消費額並不因此而在國內增加,那些貨物就可再輸出國外,以高利潤在那裏售出,所以,帶回來的財寶也許會比原來為購買貨物而輸出的金銀多得多。托馬斯·孟把這種國外貿易的作用同農業的播種期和收獲期相比較。他說:“如果我們隻看見農夫在播種時期把很多優良穀物撒播到地裏去的行為,我們一定會把他看做一個狂人而不是農夫。但如果我們再考察他在收獲期間的勞動,我們就會發現,他的行為是既有價值又有很大的收獲的。收獲才是他努力的目的。”第二,他們說,這種禁令並不能阻止金銀輸出,因為金銀價值大體積小,極容易向外走私。他們以為,隻有適當地注意所謂貿易差額,才能防止這種輸出。當一國輸出的價值大於輸入的價值時,外國就欠它一個差額,那必然以金銀償還,從而增加國內的金銀量。當輸入的價值大於輸出的價值時,它就欠外國一個差額,這必然也以金銀償還,從而減少國內的金銀量。他們認為,在這種情況下禁止金銀輸出,就不但不能阻止金銀輸出,而且將使金銀輸出加多一層危險,從而使金銀輸出加多一層費用。所以,在這種禁令下,彙兌將更不利於有逆差的國家;購買外國彙票的人,對於售賣外國彙票的銀行,不僅要對運送貨幣的天然風險、周折與費用付出代價,而且要對由於禁止金銀輸出而產生的意外風險付出代價。彙兌愈是不利於一個國家,貿易差額亦必然愈是不利於這個國家。與貿易差額順差的國家比較,貿易差額逆差的國家的貨幣價值必定相應地低得多。譬如,英、荷兩國間的彙兌,若百分之五不利於英國,則在彙兌時便須以英銀一百零五盎斯購買荷銀一百盎斯的彙票。英銀一百零五盎斯既然與荷銀一百盎斯的價值相等,故亦隻能購得相應數量的荷蘭貨物。
反之,荷銀一百盎斯卻與英銀一百零五盎斯的價值相等,故亦可購得相應數量的英國貨物。總之,售給荷蘭的英國貨物將以低得那麼多的價格出售,而售給英國的荷蘭貨物又將以高得那麼多的價格出售,這都是由於彙兌的這種差額。英國貨物所換回的荷蘭貨幣少得那麼多,而荷蘭貨物所換回的英國貨幣卻多得那麼多。所以,貿易差額就必然在那麼大的程度上更不利於英國,必須把更大數量的金銀輸往荷蘭,以彌補差額。以上的議論有一部分是有理由的,有一部分卻是強辭奪理的。認為貿易上的金銀輸出往往有利於國家的議論,是正確的。認為在私人覺得金銀輸出有利時,禁令不能防止金銀輸出的議論,也是正確的。但他們如下的議論卻是強辭奪理,即:要保持或增加本國的金銀量,比要保持或增加本國其他有用商品的數量,需要政府更大的關心;自由貿易能確保這些商品的適量供應,毋需政府給予那樣的關心。他們又說,彙兌的高價必然加劇他們所謂的貿易差額的不利程度,或導致更多的金銀輸出,這樣的說法也是強辭奪理。誠然,這種高價極不利於該欠外國債務的商人。在購買外國彙票時,他們要以高得那麼多的價格付給銀行。但是,雖然由禁令而產生的風險可能使銀行索取額外費用,卻未必會因此而輸出更多的貨幣。這種費用,一般是在走私時在國內支付的,它不會使人在所需彙出的數目以外,多輸出一文錢。彙兌的高價,也自然會使商人努力平衡他們的輸出和輸入,使他們盡量縮小他們的支付額。此外,彙兌的高價必定會產生類似課稅的作用,因為它增高外貨的價格,從而減少外貨的消費。所以,彙兌的高價不致於增加他們所謂的貿易逆差額,而隻會減少他們所謂的貿易逆差額,因而也會減少金銀的輸出。盡管這樣,那些議論卻使聽取它們的人深信不疑。
它們是由商人們向國會、王公會議、貴族和鄉紳們陳述的;是由那些被認為了解貿易的人向那些自認為對這種問題一無所知的人陳述的。貴族及鄉紳和商人一樣,都從經驗中知道,國外貿易可以富國,但對國外貿易如何富國的問題,他們卻沒有一個懂得清楚。商人們完全知道,國外貿易如何使他們自己富裕。理解這個問題,原是他們的份內之事。但了解國外貿易如何富國的問題,卻不是他們的份內之事了。除了在他們要向國家請求改訂國外貿易法案的時候,他們從來不考慮到這個問題。隻有在請求改訂法律的時候,他們才必須陳述國外貿易的有利結果,才必須陳述現行法律如何阻礙這種有利的結果。他們向那些要對這種事情作出決定的裁判官說,國外貿易可以帶貨幣回國,但國外貿易法卻使國外貿易所帶回來的貨幣比沒有這種法律的時候少。裁判官聽了這個說法,也覺得十分滿意。這種議論於是產生了預期的效果。法蘭西和英格蘭的金銀輸出禁令,僅以本國的鑄幣為限。外國鑄幣和金銀塊的輸出,聽其自由。在荷蘭和其他一些地方,這種自由甚至擴展到本國鑄幣。政府的注意力,從對金銀輸出的監視,轉到對貿易差額的監視,而把貿易差額看作能夠引起國內金銀量增減的唯一原因。他們放棄了一種毫無結果的監督,轉向另一個更為複雜、更為困難但卻是同樣毫無結果的監督。托馬斯·孟的《英國得自對外貿易的財富》一書,不僅成為英格蘭而且成為其他一切商業國家政治經濟的基本準則。內地或國內貿易,尤其重要的是,即那種以同量資本可提供最大收入而又能使本國人民獲得最大就業機會的貿易,卻被視為隻是國外貿易的輔助。據說,國內貿易既不能從外國帶貨幣回來,也不能把貨幣帶出國外。所以,除非國內貿易的盛衰可以間接影響國外貿易的狀況,否則它就決不能使國家變得更加富裕或更加貧困。沒有葡萄園的國家,須從外國取得葡萄酒;同樣,沒有礦山的國家也無疑地必須從外國取得金銀。然而,政府似乎不必更多注意某一物品而更少注意另一物品。一個有資力購買葡萄酒的國家,總會獲得它所需要的葡萄酒;一個有資力購買金銀的國家,決不會缺少那些金屬。
金銀象一切其他商品一樣,必須以一定的價格購買;而且,正因為它們是其他一切商品的價格,所以其他一切商品也都是那些金屬的價格。我們完全有把握地相信,自由貿易無需政府注意,也總會給我們提供我們所需要的葡萄酒;我們可以同樣有把握地相信,自由貿易總會按照我們所能購人或所能使用的程度,給我們提供用以流通商品或用於其他用途的全部金銀。在各個國家,人類勤勞所能購入或生產的每一種商品量,自然會按照有效需求,即按照願意支付為生產這種商品和使它上市所需支付的全部地租、勞動與利潤的那些人的需求,自行調節。但按照有效需求而發生的這種調節作用,在金銀這種商品上最為容易,也最為準確;這是因為金銀體積小而價值大,最容易從一處地方運到另一處地方,從價廉的地方運到價昂的地方,從超過有效需求的地方運到不足以滿足有效需求的地方。譬如,如果英格蘭除自己所擁有的黃金外,其有效需求還需要一定數量的黃金,那末一艘兼載客貨的定期郵船就可從裏斯本或從其他可以購買黃金的地方運來黃金五十噸,用以鑄成五百多萬幾尼。但如果有效需求需要同等價值的穀物,那末以五幾尼換一噸穀物計算,輸入這批穀物便需載重一百萬噸的船隻,或每艘載重一千噸的船隻一千艘。就是使用英格蘭的海軍船隻,也運載不完。當一國所輸入的金銀量超過有效需求時,無論政府怎樣保持警惕也不能阻止其輸出。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嚴刑峻法,並沒能使金銀不外溢。從秘魯和巴西源源而來的輸入,超過了這兩個國家的有效需求,使金銀在這兩個國家的價格降低到鄰國之下。反之,某國的金銀量如不足供應其有效需求,那就會使金銀的價格抬高到鄰國之上,用不著政府操心去輸入金銀。即使政府盡力想禁止金銀輸入,亦決不能生效。萊克加斯所製定的法律設置障礙以阻止金銀輸入斯巴達,但斯巴達人的充沛的購買力卻衝破了這一切障礙。一切嚴峻的關稅法是不能阻止荷蘭和戈登堡東印度公司把茶葉輸入英國的,因為它們比英國東印度公司運來的茶葉便宜一些。一磅茶葉的價格通常以銀計算,最高是十六先令,因此一碗茶葉的體積約一百倍於十六先令的體積;如以金幣計算,則在二千倍以上。茶葉走私的困難,亦當照此倍數增加。有許多貨物,因體積關係,不能隨意由在貨充足的市場轉移到存貨不足的市場,但金銀要由金銀豐足的市場運到金銀缺乏的市場,卻很容易。一部分由於這個緣故,金銀的價格才不家其他大部分貨物的價格那樣在存貨過多或不足時不斷發生變動。
固然,金銀的價格也不是完全不變動的,但其變動大都是緩慢的、漸進的和齊一的。例如,有人也許沒有多大根據地認為,在本世紀和前一世紀的歐洲,金銀因不斷由西屬西印度輸入,其價值已經不斷地但逐漸地下落。要使金銀的價格突然改變,從而使其他一切貨物的貨幣價格立刻發生顯著的漲落,那就非有象美洲的發現所造成的那種商業上的革命不可。盡管如此,一個有資力購買金銀的國家,如果在任何時候缺乏金銀,要想法補足,那就比補足其他任何商品的缺乏都更方便。如果製造業的原料不足,工業必陷於停頓。如果食糧不足,人民必然為饑餓所苦。但如果貨幣不足,則既可代之以物物交換,又可賒賬買賣而每月或每年清算一次,更可用調節得當的紙幣來加以彌補。第一種方法很不方便,第二種方法就比較方便了,至於第三種方法,則不但方便,而且有時還會帶來一些利益。所以,無論就哪一點說,任何一個國家的政府對於保持或增加國內貨幣量的關心,都是不必要的。可是,人們對於貨幣稀少的抱怨是再普遍不過了。貨幣象葡萄酒一樣,隻有那些既沒有購買它的資力,又沒有貸借信用的人,才一定會經常感到缺乏。而有資力又有信用的人,在需要貨幣或葡萄酒時很少會感到缺乏。然而抱怨貨幣稀少的人,未必都是無遠慮的浪子。有時,整個商業城市及其鄰近地方都會普遍感到貨幣稀少。營業過度是這一現象的普通原因。穩重的人要是不比照其資本訂定經營計劃,結果也會象沒有量入為出的浪費者一樣,既沒有購買貨幣的資力,又沒有借貸貨幣的信用。在計劃實現以前,他們的資財就已耗盡,接著他們的信用也完了。他們到處去向人借貸貨幣,但人家都說沒有貨幣出借。即使這種對貨幣稀少的普遍抱怨,也並不能經常證明國內流通的金銀已失常量,而僅能證明有許多人想望金銀但無力支付代價罷了。在貿易的利潤偶然較平常為大的時候,無論大小商人都容易犯營業過度的錯誤。他們輸出的貨幣並不總比平常多,但他們在國內國外都用賒賬的方式實進數量異常的貨物,運往遙遠的市場,希望在付款期前收回貨物的代價。如果付款期前不能收回代價,他們手上就沒有購買貨幣的資力,也沒有借貸貨幣的確實擔保品了。對貨幣稀少的普遍抱怨,不是起因於金銀的稀少,而是起因於那些求借者難以借貸,以及債權人害怕債款難以收回,不肯出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