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學大師王國維的真正死因
名滿天下的國學大師王國維曾是清廢帝溥儀的師傅（擔任南書房行走）。1924年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派人把溥儀帝逐出皇宮，王國維不離溥儀左右，內心頗受震蕩。同年12月他在致狩野書中說：“一月以來，日在驚濤駭浪間，……維等隨車駕出宮，白刃炸彈，夾車而行。”
1927年6月，國民革命軍北伐逼近北京之時，王國維投頤和園昆明湖自盡，那天是陰曆五月初三。其時，由於頤和園遊人甚少，待救起時，王國維已停止了呼吸，時年五十一歲。
人們從他遺體的口袋裏，翻出了一紙遺書，上麵模模糊糊地寫有“五十之年，隻欠一死，經此世變，義無再辱”等字樣。於是後來的研究者大都說，他這個“辱”，為死殉清廷效忠遜帝。事實上並非如此，他的真正死因與同為國學大師的至友羅振玉有關，這一點，在溥儀的自述中已得到了澄清。
王國維(1877-1927)，字伯隅、靜安，號觀堂、永觀，浙江海寧人。近代中國著名學者，傑出的古文字、古器物、古史地學家，詩人，文藝理論家，哲學家，國學大師。生平著述62種，批校的古籍逾200種。梁啟超讚其“不獨為中國所有而為全世界之所有之學人”，時人更是譽之為“中國近三百年來學術的結束人，最近八十年來學術的開創者”。
王國維家境清寒，四歲時，母親淩夫人去世，他和姐姐蘊玉的生活主要由叔祖母照顧，而他的讀書生活，則主要受到其父王乃譽的影響。王乃譽，字與言，號蓴齋，早年讀書並習賈於茶漆肆，貿易之暇，攻書畫、篆刻、詩古文辭，博涉多才，治學精進不窮，尤於書法、畫理用力最勤，著有遊目錄八卷，古錢考一卷及其它文稿，題畫詩、畫粕等數卷。王國維生活在一個富有文化修養的家庭裏，從小聰穎好學，少年時代就開始喜歡金石史學，青年時考取了秀才，後曾兩次應鄉試，但不幸都落榜了，遂於戊戌風氣變化之際棄絕科舉。
為了謀生，他在鄉間教有錢人家的子弟識字，賺幾個糊口錢。後因在上海工作的海寧同鄉許家腥辭去時務報館文職書記一職，需要有人代替，於是許家腥便介紹王國維去頂這個空缺。對這個差事，久居鄉間的王國維自然是喜出望外，世紀之交的大上海風雲際會，各種新學方興未艾，這是他學習新學的一次絕好時機，何況工作與學習兩者可兼顧，真是何樂而不為。
於是王國維欣然前往上海這個他夢開始的地方。1898年正月，王國維由父親王乃譽親自陪送，踏上了赴上海求學的航程，由水路抵滬，入時務報館工作。時務報館給他安排的活兒很多，都是一些校對、抄寫和代理寫信的事務性工作。《時務報》於1896 年在上海創辦，為旬刊，初由梁啟超任總編輯。這是維新派最重要的輿論陣地，以“域外報譯”為主，同時開設言論欄目主要宣傳進化論，倡導學校廢科舉，設議院興民權，發展民族資本主義，揭露帝國主義罪行，呼籲捍衛民族獨立。該報在具有資產階級傾向的士大夫知識分子和統治階級中的愛國分子中引起了很大影響，是當時發行量最高、影響最大的國人報刊，發行量最高達 1.7 萬份。
在《時務報》裏，王國維結識了康門弟子歐榘甲，並師從於他做學問。王國維在給父親王乃譽的信中，講述了歐榘甲的為人為學，父親王乃譽當時曾在日記裏這樣記道：“靜師歐公，示以傳孔教、重民權、改製度。其行則曰‘仁’，曰‘誠’。其書重《六經》‘公羊’，董子《春秋繁露》，《宋元學案》。”
然而遺憾的是，由於《時務報》內部長久以來存在的“浙派”和“粵派”之爭，致使梁啟超、章太炎和歐榘甲等先後離開了《時務報》，所以王國維並沒有與良師歐榘甲有太多的交往，更沒有見到他十分崇敬的梁啟超先生。此時梁啟超已經離開時務報館，應譚嗣同邀請，到湖南時務學堂任教。梁啟超當然不會想到，他離開報館後，這個來打工的青年人不平常，後來成為和他一起就職清華國學研究院的同事，與他和陳寅恪、趙元任並稱清華“四大導師”。 當時管理《時務報》的汪康年和汪詒年兄弟並沒有看重王國維的才華，給予王國維的薪水也要比許家腥任職時少得多。為此，王國維感到很苦悶，理想的陽光實在難以照進現實之窗，幾次想要離開《時務報》，由於要學習日文，不得已才繼續工作，過著得過且過的日子。
在上海，王國維遇到了對他一生很重要的人物羅振玉。羅振玉也是浙江人，他比王國維大11歲，在15歲時考取了秀才，但在鄉試中卻落榜了。他與王國維一樣，也毅然決定從此不再參加科舉考試，選擇他喜愛的金石文史，並在這方麵深有造詣，成為當時名震一時的年輕學者。甲午戰爭之後，羅振玉致力於新學，他自籌資金創辦了學農社和《農學報》。看到當時日本因明治維新擺脫了積貧積弱的狀態後，他認識到翻譯日文著作，把日本的成功經驗介紹到中國來是當務之急。於是，他自己出資聘請日本人藤田劍峰翻譯東洋的農學著作，並成立了學習日文的東文學社。
當王國維看到羅振玉的東文學社在鄰近的新馬路梅裏福開辦時，便產生了學習日文的想法，雖然留學的夢想因為家境貧窮的原因破滅了，但是學習日文也同樣可以接觸到很多新學的知識，於是在征得汪氏兄弟的同意下，他每天可以在東文學社學習三個小時的日文。
在一次羅振玉巡視學員的學習情況時，他發現了王國維寫的《詠史》詩：西域縱橫盡百城，張陳遠略遜甘英。千秋壯觀君知否，黑海東頭望大秦。心裏頓時產生欽佩之情，要結識這位才子。之後，羅振玉在王國維的交流中，感受到王國維有非凡的才華和超強的領悟能力，也了解到在《時務報》供職的王國維的苦悶，由於在東文學社學習三個小時，汪氏兄弟還特意加重了王國維的工作量，並扣掉了他一部分工資。於是，羅振玉決定免除王國維在東文學社學習的一切費用。
自此，羅振玉成為王國維生活的扶助者，事業的提攜者和學術研究的領路人，同樣也是王國維一生中為數不多的知己。
東文學社聘請日本教員數人，以教授日文為主，兼開英語和理科課程。入學社後，王國維有了係統學習西方科學文化的機會。除了每天在時務報館工作，下午趕往學社學習，王國維初到上海的日子過得很累，但也很充實。也在這個時期，王國維從日本教員田崗嶺雲文集中知道了康德、叔本華，開始對西方哲學感興趣。 時務報館解散後，羅振玉把王國維暫時安置在上海農工商總局的《農學報》，他還聘請王國維擔任東文學社的庶務，月薪30元大洋，這不菲的收入，足以夠他養家糊口，同時，他還可以認真地學習日文，進行翻譯工作。王國維一直想留學，去學習更多的新東西，羅振玉也對王國維這一想法表示支持，並承諾要資助他留學東瀛。
1901年2月，由羅振玉資助，在日本教師藤田幫助安排下，王國維踏上了留學日本的輪船，實現了多年的留學夢。12月，入東京物理學校，白天學習英語，晚上學習數理，頗為幾何學所苦。不料到春天，由於營養不良，腳氣病發作，隻得提前回國。
王國維在老家治療休養一段時間，稍有恢複，就投入了《教育世界》的編譯工作。《教育世界》是中國近代第一本教育雜誌，由羅振玉出資，刊行於上海。王國維參與雜誌編輯工作，是事實上的主編，主要負責哲學、美學、教育學、心理學方麵的編譯。1904年第一期開始，對雜誌進行改版，在編譯國外教科書、引進教育政策理論研究成果的同時，開設專欄，更注意兼收哲學、美學、心理、倫理等方麵內容，翻譯介紹外國作家作品。以哲學、文學、美學方麵為例，《教育世界》除介紹康德、叔本華、尼采、席勒等人，還出現了格代（歌德）、盧騷（盧梭）、托爾斯泰、莎士比（亞）、白衣龍（拜倫）等人的名字。《教育世界》還發表了王國維自己寫的一些哲學、美學論著，如《紅樓夢評論》、《文學小言》、《人間詞》等。《紅樓夢評論》是從對哲學的興趣中引發的課題。這篇發表於1904年《教育世界》的論文，是中國文學批評史上第一篇運用西方哲學、美學的方法研究中國文學作品的批評專著。
在《教育世界》雜誌成功創辦後，去日本考察數月的羅振玉，回國後便接受了南洋公學東文學堂監督一職，他了解到王國維喜愛哲學方麵的書籍，便自費買了大量哲學方麵的原版西方哲學書籍供其閱讀。1903年，經羅振玉的介紹，王國維到張謇辦的通州師範學堂任職，在這裏供職一年多後，接著在蘇州學堂任職。
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羅振玉入京任學部二等諮議官。王國維又跟隨羅振玉一家京城謀生，並由羅振玉在學部為他謀了一個職務，並讓他住在自己家中，這樣既可共同探討學問，還可以讓家中仆人照顧王國維的生活。在京城供職的兩三年內，王國維先後失去了父親、妻子、繼母三位親人，這使得他悲痛欲絕，幸好有老朋友羅振玉的無微不至的關懷，使他感到這個世界還有幾許溫情。
辛亥革命爆發後，統治中國幾千年的帝製頃刻間土崩瓦解。在這三千年未有之曆史大變局之際，身為朝廷四品大員的羅振玉害怕自己會成為革命的對象，並且他還收藏了很多圖書、器物，一旦沒收，多年的心血就會付諸東流，所以他急切的希望尋找到一處避難之所。而當時的王國維還是朝廷中不入流的角色，按理說，可以不用避難，但當他想回到老家海寧時，船票已經瘋漲了幾倍，並且很難購到，再加上當時他也是一個學術至上的人，很需要一個清淨之地治學。於是與老朋友羅振玉又是同進退。他們經過一番商量後，決定聽從朋友的安排，前往日本，這樣王國維便開始了流居日本五年多的生活，故地重遊，自然是頗多感慨。
羅振玉和王國維寄居日本京都，在這裏他們共度了四暑五冬，研究學問，日夕相守。在羅的影響下，王棄文學而轉向經史考據之學，不僅在學術研究方向上，而且在思想上都發生了重大變化，連平日非常崇慕的西洋文化也絕口不提了。
王國維這次在日本謀生的日子更為拮據，主要依靠羅振玉每月100元的資助來養活一家人，王國維雖然也去找了幾份工作，但收入很是微薄。不過來到日本的羅振玉卻是感到非常慶幸，因為他完整保存了大量收藏的圖書和古器物資料，在他和王國維整理的過程中，驚訝地發現圖書竟有五十萬餘冊，還有多得難以計數的甲骨器物。如此豐富的藏品是羅振玉用辦雜誌所得和全部的薪水換來的，而這些珍貴的藏品也為他們日後的學術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實乃中國文化之幸事。
由於這段時間王國維和羅振玉幾乎是朝夕相處，所以也開始了他們在學術上的合作和思想上的真正交流。此期間他們對古代的封泥產生了興趣，封泥就是在紮捆簡牘的絲繩兩端或是交叉的地方用黏土固定封存，並在黏土上鈐印以備驗證，這塊蓋有印章的泥土就被稱作封泥。由於簡牘易腐爛很難保存完整，就更不要提封泥了，所以，能見到的封泥都屬於極其珍貴的文物。羅振玉以其學術的敏感與前瞻性，曾經收集了一些這種封泥，而王國維在前期也寫了《封泥考略》、《齊魯封泥集存》兩篇關於封泥的文章，頗有影響力，於是二人一拍即合，立即投入到對封泥的研究當中，取得了豐碩成果。
當時的中國積貧積弱，有很多珍貴文物被倒賣到外國，有一個研究漢學的匈牙利學者沙畹就借助這些從中國掠得的簡牘著書立說，並把其中一本未出版的書寄給王國維。在拜讀了這本書後，他們發現書中有很多遺漏和錯誤之處，這樣他們就決定對這本書校改，進行分工合作，終於曆經三個月的精心研究，著成了《流沙墜簡》一書，全書共分三卷。羅振玉負責其中的小學、術學、方伎及殘損或字跡不清簡牘的考釋，王國維則專門對記述有漢代屯戍邊軍事方麵內容的殘損簡牘進行考釋。這是他們相識15年來的首度合作，該書為中國近代最早研究簡牘的著作。
這段時間，他們還對甲骨文的研究狠下功夫，在羅振玉所搜集的甲骨文中，他們真正感到對甲骨文的考證與釋析的重要性，但他們研究的側重點是略有不同的，羅振玉比較倚重對甲骨文的釋析，而王國維則是通過這些文字的背後來考證殷商時期的社會曆史。羅振玉深感自己擁有這些甲骨，研究甲骨文是責無旁貸的事情，於是在他精心的編撰下，經過數十天的閉關撰寫，終於完成了《殷虛書契考釋》的初稿，並邀請王國維與其共同商討，進行修改，而通過王國維對書稿的錘煉，自然使得書稿的文字更趨成熟與完美。在這本書的成書過程中，他們通過各自觀點的鮮明透析，為後來學者研究甲骨文奠定了基礎，同時，我們也可以看得出，這是羅、王通過傾力合作成就的學術成果，也是後世一直稱讚的“羅王之學”。
“羅王之學”以安陽之商朝甲骨，敦煌之漢魏簡牘，千佛洞之唐宋典籍文書等出土新資料為研究對象，以重建中國上古史為目標，進行了劃時代的研究，把中國曆史向上推進了一千餘年，從而取得了讓世人驚奇的卓越成果。羅振玉在學術上識斷過人，精力旺盛，多有開創之功，而王國維則承繼其後，展開精密深邃的研究，將新出現的諸多學科推進到更高的水平。
在日本期間，王國維有感於時局動蕩和清王朝滅亡，結合所思所感，有不少詩作問世，編定詩集《壬癸集》。這一時期，他學術上頗有成就，他自述此間“生活最為簡單，而學問則變化滋甚。成書之多，為一生冠。”
王國維不願再以全家生活有累羅振玉，遂於1916年回國。在哈同“廣倉學窘”《學術叢編》任編輯主任，兼倉聖明智大學教授。主要從事申骨文字及商周曆史研究，作出了超越前人的成就，曾參與編摹《浙江通誌》，為江南著名藏書家蔣汝藻編《烏程蔣氏密韻樓藏書誌》等。並將辛亥以來重要的研究成果，編成《觀堂集林》，其中《藝林）八卷、《史林》十卷、《雜林》二卷，對後世具有很大的影響。此時，羅振玉還是繼續留在日本，生活也過得比較艱難。然而，他是一個很有商業頭腦的人，他讓王國維在國內幫助收購和鑒別古書畫來轉手賣給日本人，賺取其中的利潤差額。
1919年，羅振玉一家也回到國內，並開始籌劃將三女兒羅孝純嫁給王國維的長子王潛明的事情。為了在晚清的小朝廷上大撈一筆，羅振玉成為了保護清王朝的“鐵杆”遺老，他也極力拉攏王國維一起進入晚清小朝廷中，溥儀對王國維的學識非常賞識，特詔他為南書房行走一職。而在王國維一直推遲任職時，羅振玉寫了多達五六封的信件敦促他立即北上，因為當時，他正與得到溥儀賞識的另一位遺老鄭孝胥勢不兩立，一旦王國維任職，便可以成為他的眼線監視朝廷內部的一些事情，並及時彙報到他那裏，儼然王國維已經成為羅振玉政治上的一枚棋子，也可以說是羅振玉在利用王國維。
王國維在擔任南書房行走期間，與羅振玉發生了一件不愉快的事情。一次，王國維準備把自己整理出版的一部著作《觀堂集林》進呈溥儀，當在天津的羅振玉通過書信來往得知這件事情後，也希望他把自己的《殷虛書契前編》《殷虛書契後編》和《殷虛書契考釋》一起進呈，王國維此時並不想自己成為遺老中鬥爭的棋子，於是婉言拒絕了羅振玉的請求。
王國維的這個反應，是羅振玉沒想到的。當羅振玉收到王國維的回信後，非常憤怒，要求他把書托人帶回天津。隨著羅振玉與鄭孝胥之間的鬥爭日趨激烈，他聯合升允並希望王國維一同來彈劾鄭孝胥。但王國維又一次拒絕了他，這是一直以來認為非常聽從自己安排的羅振玉所不能接受的，他當即表明不會連累王國維，兩人的關係就此出現了裂痕。
在馮玉祥發動政變後，王國維結束了“南書房行走”的工作，遂有崇仰他學問的胡適、顧頡剛等人推薦他擔任新成立的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院長，王國維推而不就院長職，僅任教職。講授《古史新證》及《說文》、《尚書》等課程，從事《水經注》校勘及蒙古史、元史研究，以其精深的學識、篤實的學風、科學的治學方法和樸素的生活影響了清華學人，培養和造就了一批文字學、曆史學、考古學方麵的專家學者，同時他自身的學術也更加精進，學術成果豐碩，達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其論殷周、釋甲骨、釋鍾鼎，處處卓絕，語語精到，皆出於自己的心得、發明和獨創。
人到中年的王國維，不幸遭遇了喪子之痛。他的長子王潛明當時在海關任職，待遇很不錯，誰知年僅26歲時就患不治之症而撒手人寰。在王潛明的喪葬上，羅振玉前來吊唁，在女婿入殮後，不告而別地帶走了自己的女兒。關於這件事，羅振玉的孫子羅繼祖回憶道：“潘夫人(王國維第二任妻子)處置善後偶爾失當，姑母泣訴於祖父，祖父遷怒於王先生，怪他偏聽婦言，一怒而攜姑母大歸……”王國維的女兒王東明女士則講道：“父親最愛大哥，大哥病逝，給父親很深的打擊，已是鬱鬱難歡，而羅振玉先生又不聲不響地偷偷把大嫂帶回娘家，父親怒道：‘難道我連媳婦都養不起？’並把來往信件點火焚燒……”正為中年喪子而極度傷心的王國維對自己的知己、兒女親家羅振玉無緣由地帶走自己的兒媳，表現出了極大的憤怒。
在兒子故去的善後處理方麵，王國維與羅振玉再次產生矛盾。王國維為兒媳羅孝純的將來考慮，把海關所給的撫恤金全部寄給羅孝純，然而王家兒媳卻出乎意料地拒絕接受丈夫的撫恤金。王國維幾次把彙票寄去，幾次又被退了回來，但在每次寫給羅振玉的書信中，他還是盡量做到語言委婉，深怕傷到了兩人的感情，可是羅振玉每次回信的言辭卻是愈加激烈，最後竟寫了一封絕交的書信寄來，信中說到：“弟公垂交三十年。方公在滬上，混豫章於凡才之中，弟獨重公之才秀，亦曾有一日披荊去棘之勞。此三十年中，大半所至必偕，論學無間，而根本實有不同之點。聖人之道，貴乎中庸，然在聖人已歎為不可能，固非偏於彼，即偏於此。弟為人偏於博愛，近墨；公偏於自愛，近楊。此不能諱者也。至小女則完全立於無過之地。不僅無過，弟尚嘉其知義守信，合聖人所謂夫婦所能，與尊見恰得其反。至此款，既承公始終見寄，弟即結存入銀行，而熟籌所以處之之策。但弟偏於博愛，或不免不遵從耳。”
在這份絕交信中，羅振玉以崇尚博愛的墨子來比喻自己，指出自己在三十年交往中一直無私援助王國維，從來沒有怨言，而卻把王國維比作主張“重己”的先秦哲學家楊朱，認為王國維很自私，知恩不報。這自然是王國維不能接受的。從此，兩人長達三十年的友情，就此劃上了句號。
此時的王國維正是知天命之年，在經曆喪子和知己絕交的雙重打擊之下，他悲從中來，不可斷絕。於是便選擇了自沉頤和園昆明湖來結束這種了無生趣的人生，一顆學界巨星就此隕落了，是曆史莫大的損失。
王國維的自殺，使羅振玉感到十分的愧疚與悲痛，他靜下心來為王國維整理了一些書稿，以慰藉自己為之不安的靈魂。但他同樣也做了一件不能讓人原諒的事情，那就是仿照王國維的筆記來上奏溥儀說王國維是看到清廷的境地才自殺的，這為後世研究王國維是不是遺老問題蒙上了一層麵紗。
於是王國維為清室殉難的說法廣為流傳。當時主持清華園學研究院的吳宓曾為王國維治喪，他認為“世傳是似而非”，據他所知“王國維並不留戀清王朝，但看到很多士人在民國肇始之前，怒罵革命黨，穢詈萬端。等到民國建立，他們急轉彎“剪辮子、穿西裝，高喊民主、共和。王國維深以為恥。為了表示對這種無恥投機的憤慨，他就以蓄辮子、穿馬蹄袖來表示品德之分……”
後來，末代皇帝溥儀著書澄清了這件事情。溥儀在其自述中說：“王國維死後，社會上曾有一種關於國學大師殉清的傳說，這其實是羅振玉做出的文章，而我在不知不覺中，成了這篇文章的合作者。過程是這樣：羅振玉給張園送來了一份密封的所謂王國維的”遺折“，我看了這篇充滿了孤臣孽子情調的臨終忠諫的文字，大受感動，和師傅們商議了一下，發了一道“上諭”說，王國維“孤忠耿耿，深堪側憫……加恩譺予忠殻，派貝子溥劤即日前往奠綴，賞給陀羅經被並洋兩千元……羅振玉於是一麵廣邀中日名流，學者，在日租界日本花園裏為“忠殻公”設靈公祭，宣傳王國維的“完節”和‘恩遇之隆，為振古所未有’，一麵更在一篇祭文裏宣稱他相信自己將和死者‘九泉相見，諒亦非遙’。其實那個表現著“孤忠耿耿”的遺折，卻是假的，它的編造者正是要和死者‘九泉相見’的羅振玉。”
“那時我身邊的幾個最善於勾心鬥角的人，總在設法探聽對手的行動，手法之一是收買對手的奴仆，因而主人的隱私，就成了某些仆人的獲利資本。在這上麵最肯下功夫的，是鄭孝胥和羅振玉這一對冤家。羅振玉假造遺折的秘密，被鄭孝胥通過這一辦法探知後，很快就在某些遺老中間傳開了。這件事情的真相當時並沒有傳到我耳朵裏來，因為，一則譺法業已賜了，誰也不願擔這個‘欺君之罪’，另則這件事情傳出去實在難聽，這也算是出於遺老們的“愛國心”吧，就這樣把事情給壓下去了。一直到羅振玉死後，我才知道這個底細。近來我又看到那個遺折的原件，字寫得很工整，而且不是王國維的手筆。一個要自殺的人居然能找到別人代繕絕命書，這樣的怪事，我當初卻沒有察覺出來。”
溥儀回憶中提到的羅振玉編造的遺折是這個：“臣王國維跪奏，為抱國有心，回天無力，敬陳將死之言，仰祈聖鑒事。竊臣猥以凡劣，遇蒙聖恩。經甲子奇變，不能建一謀、畫一策，以紓皇上之憂危，虛生至今，可恥可醜！邇者赤化將成，神洲荒翳。當蒼生倒懸之日，正撥亂反正之機。而自揣才力庸愚，斷不能有所匡佐。而二十年來，士氣消沉，曆更事變，竟無一死之人，臣所深痛，一灑此恥，此則臣之所能，謹於本日自湛清池。伏願我皇上日思辛亥、丁巳、甲子之恥，潛心聖學，力戒晏安……請奮乾斷，去危即安，並願行在諸臣，以宋明南渡為殷鑒。棄小嫌而尊大義，一德同心，以拱宸極，則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迫切上陳，伏乞聖鑒，謹奏。宣統十九年五月初三日。”（《清廢帝溥儀檔》，存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
這個“遺折”確實是羅振玉命其第四子羅福葆仿王國維的筆跡寫下的，他對此並不隱諱，其外孫劉蕙孫回憶說：“1929年我在旅順，雪堂先生（羅振玉號雪堂）對我說起他和靜安（王國維字靜安）的友誼，最後說：‘他最後覺得對我不起，欲以一死報知己。我也覺得那件事不免粗暴，對他不起。但死者不能複生，隻好為他弄個諡法。遺折是我替他做的。’”
王國維死後，羅振玉說過一句公道話：“靜安以一死報知己，我負靜安，靜安不負我。” 這算是對這兩位國學大師幾十年來的恩恩怨怨的最好的注腳了。
孫中山留世的唯一完整詩歌
孫中山一生寫過不少大氣磅礴的政論文章，寫詩卻很少。他唯一留下了的一首完整的詩就是《挽劉道一》：半壁東南三楚雄，劉郎死去霸圖空。
尚餘遺業艱難甚，誰與斯人慷慨同？
塞上秋風悲戰馬，神州落日泣哀鴻。
幾時痛飲黃龍酒，橫攬江流一奠公！
此詩情真意摯，氣勢非凡，實為彪炳史冊之大手筆。
孫中山詩挽的這個革命先驅劉道一可不簡單，他是留日學生中因反清革命被殺害的第一人，也是同盟會會員中為革命流血犧牲的第一個烈士。
劉道一，字炳生，號鋤非，又號培雄，祖籍湖南衡山，生於湘潭，早年就讀於湘潭美國教會學校，後在哥哥的影響下參加革命。1904年參加哥哥劉揆一與黃興在長沙組織的興中會，並成功的說服了哥老會首領馬福益參加反清革命，壯大了革命隊伍。長沙起義失敗後，劉道一東渡日本，入清華學校學習。在日本，劉道一結識了大批革命人士，並與秋瑾等組織十人會秘密團體，倡導暴力革命。又參加馮自由在橫濱組織的洪門天地會，被封為“草鞋”（將軍）。
1905年，劉道一參加孫中山組織的中國同盟會，是同盟會的創始人之一。他在同盟會中擔任書記、幹事等職。
1906年，劉道一受同盟會命回湖南，秘密聯絡會黨、新軍，組織、發動湖南萍鄉、瀏陽、醴陵反清武裝起義。萍瀏醴起義爆發後，劉道一因身份泄露在長沙被清朝政府逮捕。被捕後，劉道一在獄中威武不屈，大義凜然，寫下“天地方興三字獄，但期吾道不終孤。舍身此日吾何惜，救世中天誌已虛。”麵對嚴刑拷問，他怒斥道：“士可殺，不可辱，死即死耳！”
當年12月31日，他被清政府殺害於瀏陽門外，年僅22歲。1906年12月31日在長沙英勇就義，年僅22歲。不久，萍水瀏醴起義也悲壯地失敗。
劉道一犧牲後，他那曾為湘軍老兵的父親劉方嶢因悲憤過度而仆地中風，1個月後也病逝。劉道一的夫人曹莊當時正在長沙周氏家塾讀書，聞信自殺，未成，2年後仍自縊殉節。
劉道一的壯烈犧牲和萍瀏醴起義的失敗，在當時的中國引起了極大的反響。同盟會為他舉行了隆重的追悼大會，孫中山、黃興都為他撰寫挽詩，對他的功業給予極高的評價。孫中山寫的挽詩就是本文開頭的那首，黃興的挽詩也寫得頗有氣勢，頗為動情：英雄無命哭劉郎，慘淡中原俠骨香。
我未吞胡恢漢業，君先懸首看吳荒。
啾啾赤子天何意，獵獵黃旗已有光。
眼底人才思國士，萬方多難立蒼茫。
悲痛欲絕的劉道一兄長劉揆一，一氣寫了《哭炳生弟》八首，其中末章為：“夜闌燈暗淚潸然，吊季魂兮宛在前。早日深情棠棣賦，清流遺恨豆萁篇。苦心漫說仇三世，掩麵還當入九泉。速死倘能重聚首，人間無複弟兄緣！”
劉道一就義後，遺體運回湘潭。辛亥革命後，臨時大總統孫中山頒《命黃興優恤劉道一令》，稱“烈士盡瘁革命，屢噘愈奮。聯絡會黨，鼓勵民氣，厥功甚偉。自應準予列入大漢忠烈祠，同享祭典，並將宣付國史館立傳。”湘潭縣議事會據令於1913年將城內宣化街原清湘潭守備署改建為烈士祠，世稱劉烈士祠。劉道一與妻子曹莊遺骸於1912年3月被遷於長沙嶽麓山合葬。
自詡“醫學第一”的章太炎不會治病
國學大師章太炎是魯迅先生的老師，其學問博大精深，對文字、音韻、訓話、經學、諸子、史學、哲學、佛學等均有很深的造詣。曾有人問章太炎：“先生的學問是經學第一，還是史學第一？”，他竟然答道：“實不相瞞，我是醫學第一。”
原來，章太炎出身於世醫之家，用他自己的話說：“吾家三世皆知醫”。他的祖父章鑒，“少習舉業，以妻病誤於醫，遍購古今醫學書，研究三十年。”他的父親章濬也是“生平長於醫，為人治病輒效。”尤其是他的伯父章錢，更是當地一位醫術精湛的名醫，並且在醫學上曾對幼年的太炎作過啟蒙教育。從1890年起，章太炎跟從漢學大師俞樾先生學習深造7年，盡得其傳。俞樾是道光三十年複試第一的進士，既精通國學，又兼通醫學，有“門秀三千士，名高四百州”之譽。太炎先生深受俞樾先生的影響，不但對中國古代文化有係統的研究，也為進一步研究醫學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俞樾先生研醫，以文獻為主，著有《內經辨言》、《藥言隨筆》、《枕上三字決》等，但因家人誤於醫，便言脈不可憑、藥不足取，憤然而作《廢醫論》。而章太炎並未追隨老師的這一偏激觀點，而是畢生信仰中醫、維護中醫並關愛中醫。
章太炎早期參加革命先後多次被捕入獄，也曾多次逃亡到日本。他在第3次亡命日本期間，曾搜求宋、明醫書精本，收集各種古代醫方驗方，分類撰編成《手寫古醫方》。1911年辛亥革命後，章太炎先生回到中國，又因“二次革命”失敗而被袁世凱囚禁3年。在此期間便悉心鑽研醫學。他於1913年寫信給夫人湯國梨說：“翻閱醫書，此為性之所喜……家中醫籍尚多，務望保藏勿失。昔人雲，不為良相，當為良醫，此吾人之誌也。”他在1914年又給夫人寫信說：“平生之好，又在醫學。君亦當涉獵於此，願同注意。家中頗有醫書二三十部，皆宋明精本，數年搜求，遠及日本，而後得之，望為我保持也。”章太炎在醫學理論方麵的研究確實下了一番功夫，他還著有《霍亂論》、《章太炎醫論》（原名《猝病新論》）。
章太炎先生還熱心於中醫教育。1927年，中國醫學院在上海創立，公推太炎先生為首任院長，先生欣然就任。這是上海最早籌辦的一所教學條件較好的中醫高等院校。1928年不少醫學專家共同創辦上海國醫學院，同樣推舉太炎先生為院長，太炎先生亦毅然就任。1934年太炎先生遷居蘇州，又應邀出任蘇州國醫專科學校名譽校長和國醫研究院院長。
然而，理論研究與教育和實踐是兩回事，醫學更注重臨床經驗。章太炎因為看過幾大箱中醫書，寫過些醫學著作，便自認為醫術高明，所以很愛替人醫病，他不僅為親屬或友鄰開過藥方，還曾為革命家鄒容和孫中山先生開過藥方。但因他缺少臨床經驗，故雖說起來頭頭是道，實際上根本治不了病，他卻洋洋自得。朋友如果到他家去，偶爾說起患牙痛或發胃病等，他立刻便要替人診視，開好藥方，並且逼著人家照方服藥。但他用起藥來，動不動就是一兩八錢，因此誰也不敢吃他的藥。
章太炎到了中年，更是找到了名醫的感覺，白詡醫術更高了，他的孩子生了病，他也不肯去請醫生，一定要自己看。他夫人知道他的脾氣，隻有讓他看，讓他開方子，等他背了身，再偷偷另請醫生來開方子抓藥。如他問起，就告訴他是吃他開的方子。隔了 幾天，孩子的病好了，他就向人說，他的孩子吃他開的藥，病就好了，而且是他一副藥治好的，言語之間，頗為自得。
他的朋友被他開過藥方的，第二次見到他時，也都說是吃了他的方子才治好的。章太炎很高興，逢人便說，他治病如何靈驗，某某的病經他開一方子便藥到病除，聽的人明知事非如此，但也不願當麵說破。
章太炎曾患黃疸，竟然“自治得愈。”後來又病“宿食”，依舊自開處方，初以平胃散治之，引起發熱；複服小柴胡湯四五劑，仍然無效。他隻好去找當地名醫仲右長求治。仲醫生說，您所開的處方倒也不錯，但不該將小柴胡湯原方中的黃芩減去而加芍藥，這是一個小小的失誤。現今應恢複使用黃芩，去掉芍藥，再減少一點生薑的用量就可以了。按照仲醫生修改過的處方服藥，僅僅服用2劑就取得了良效。章太炎深有感慨地說：“增損一味，神效至此！
魯迅曾遭遇“山寨版魯迅”
當前，山寨文化大行其道，山寨現象引起了社會的廣泛關注。早在82年前，大文豪魯迅先生就曾遭遇過山寨版的自己，他還專門就此登報聲明以正視聽。
那是1928年2月25日，魯迅先生意外地接到一位素不相識的女學生的來信，信中說：“樹人先生：我們自一月十日在杭州孤山別後，至今已多久沒見麵了。前在杭時，蒙先生允萍時常通信及指導，但是我在杭時，也曾有信寄曼婻女士轉先生，並又有疑問請問，但是至今已二月二十一號了，也未見複，不知先生究因時間關係？抑沒有收到耶？使我很念。
臘月二十三回滬至家，至今已將一月，而在正月十五十六考上海法政大學，今已上課，但是，唉！不願寫了，如果先生收到了此信，希望先生抽空複書，至盼。
馬萍痕一九二八年二月二十一日”
這份莫名其妙的來信使魯迅十分詫異，他馬上寫了一封回信，告訴這位女士：自己已有將近十年未去過杭州了，所謂在孤山與人分別雲雲，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她見到的，一定是另一個人。
這位名叫馬萍痕的女學生接到回信後，也大感蹊蹺，她覺得有必要把事情搞清楚。1928年3月17日，她約上以前聽過魯迅課的一位朋友，一同去拜訪魯迅先生。
當麵鑼，對麵鼓，事情立馬弄清楚。與魯迅見麵後，馬萍痕才知道，當時與她在杭州孤山交談的那個自稱“魯迅”的人，並非魯迅本人，是一個假冒其名者。
與魯迅先生的交談中，馬萍痕還給他看了杭州的那個“魯迅”在蘇曼殊墓旁寫的四句詩：“我來君寂居，喚醒誰民魂？飄萍山林跡，待到它年隨公去。魯迅遊杭吊老友曼殊句。”
魯迅看後，氣不打一處來。這詩不僅不通，語調也太可笑了。如此荒唐之句，實在有損自己的文名。
這個人為何要冒自己的名？他這樣做目的何在？為了弄清楚這些，魯迅先生給當時正在杭州教書的許欽文寫了一封信，請他幫助了解一下關於杭州“魯迅”的情況。
當時在杭州的魯迅朋友，有許欽文和川島等人。他們也聽說“魯迅”到了杭州，甚至有人親眼見到“魯迅”在蘇曼殊墓前的題詩。許欽文接到魯迅的信後，便與川島去了孤山腳下的蘇曼殊墓，但沒有見到這首題詩，也許是時隔較久，被雨水衝刷掉了。
許欽文和川島又向了解情況的學生打聽，了解到這個冒名魯迅者也姓周。有個學生說，那個“魯迅”就在離西湖不遠的鬆木場小學教書。到了鬆木場小學，他們果真見到了那個“魯迅”。這人大約三十多歲，瘦長臉，上唇如魯迅先生一樣也留著短須，身上穿一套白褲褂，腳下卻穿著一雙草鞋。
為了避免當麵揭穿的尷尬，許欽文與川島未報出自己的真實姓名，隻說是慕名前來拜訪“魯迅”先生。在交談中，“魯迅”流露出憤世嫉俗的態度，說世事如此，自己隻能隱姓埋名，到鄉下來教小學生了。此人說話時，眼睛四麵亂看，目光發直。他告訴許欽文和川島，自己寫過一部名為《彷徨》的小說，銷了8萬多冊，但是自己對這部小說並不滿意，還要另外再寫一本，等等。
許欽文和川島追問他還寫過些什麼文章，他卻說不出來，看來此人對魯迅的思想、生活及作品並不熟悉。但他為何要自稱“魯迅”，目的何在，一時還看不出來。川島當時還覺得此人神經好像有點不正常。
很快，許欽文便將了解的情況寫信一五一十地告訴了魯迅。
如六耳獼猴之於孫悟空、李鬼之於李逵一樣，“山寨版魯迅”之於魯迅先生，無疑也是一個迷惑性的存在，其活動難免擾亂人們的視聽，使人真假莫辨。魯迅接到許欽文的信後，寫了一則《在上海的魯迅的啟事》，發表於1928年4月2日的《語絲》第四卷第十四期上（後來編入《三閑集》，見《魯迅全集》第三卷），該啟事先略述了此事的經過，然後以其貫有的幽默而犀利的筆調闡明了自己的立場：“中國另有一個本姓周或不姓周，也名魯迅，我是毫沒法子的。但看他自敘，有大半和我一樣，即有些使我為難。那首詩的不大高明，不必說了，而硬替人向曼殊說‘待到它年隨公去’，也未免太專製。‘去’呢，自然總有一天要‘去’的，然而去‘隨’曼殊，卻連我自己也夢裏都沒有想到過。但這還是小事情，尤其不敢當的，倒是什麼對別人豫約“指導”之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