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世昌以清翰林出身擔任總統，利用群情厭戰，痛恨軍閥的心理，處處標榜“偃武修文”的文治總統形象，以示與赳赳武夫，窮兵黷武的軍閥主政不同。當然，徐以“文治”標榜，是有政治資本的。宣統三年輯刊任東三省總督時“治績”《東三省政略》；民國3年組織編訂《退耕堂政書》刊行；民國6年又主持編成《大清畿輔先哲傳》；次年輯印《水竹？人詩集》。與前幾任民國總統無法同日而語。他在總統府設“晚清詩社”，與樊增祥、柯勳？、嚴修、易實甫、吳辟疆等清朝遺老和詩人，每周聚宴一次，分題拈韻，互相酬唱，作為粉飾太平之舉，後有輯錄之《晚清詩彙》刊行。在畫家周肇祥家設畫學研究會。創辦中法大學的李石曾赴法，向法國當局讚頌徐為文治總統，法國擬贈以巴黎大學文學博士。徐即請黃郛捉刀撰成《歐戰後之中國》一書，旋命吳世湘、曹秉章、許寶珩、謝宗陶審校，增益以史實及儒家倫理，以中英法三國文字印刷，特命朱啟鈐為專使，接受了巴黎大學學位。其沽名釣譽，顯而易見。
徐世昌就職以後，發表了一係列文告、命令。11月3日下令整頓官風，命令說：“近頃國紀淩夷，官邪日肆。撫宇之職，縱匪為奸；征榷之司，斂財肥己；甚至假公義以侵帑，挾市道以獵官；刑憲不加其身，黨援或庇其後；罔上溺職，無所創懲，非所以肅官方，端治本也。”表示要按法從嚴懲治，貪劣長官徇情容隱，或糾彈不力者，“並予究懲，不稍寬貸”；同時“獎掖廉能”。自己要“尊重法紀”“為國人先”。百官應“正己以資表率”，期以“仕途整肅風氣轉移，各奮天良，弼成民治，有厚望焉！”姑不論這篇民國元首文告形同封建帝王上諭，究軍閥統治之實質，包括徐本人在內，竊國為侯，以權謀私，賣國肥己豈一紙惶惶命令所能矯治？！故而終徐之任，迄未懲辦一個貪官汙吏。就是徐世昌本人也不曾如命令中所表示的要以身作則，他就任伊始，先飽私囊。早在袁世凱任總統時曾開先例，新任總統到任例由財政部撥款150萬元，總統留100萬，餘下50萬分給各部部長。而徐到任後，由曹汝霖過付，徐照數全收，其他閣員應分肥之數悉入其私囊，曹不好索要，其他閣員也不能代索。總統月薪3萬元，辦公、交際費用每月各4萬元。崇文門關稅，清朝作為內帑。袁世凱、黎元洪、馮國璋繼承了這種製度，據為總統府所有。徐任總統後，派其親信劉鶴慶任崇文門稅務監督，每月名義上報效徐4萬元。全國煙酒事務署獨立後，徐派其親信張壽齡任督辦，每月公開補助徐6萬元。以上數項，徐每月可收入21萬餘元。至於總統秘密活動費，舉辦內外債時分潤回扣，家用開支一切取之於總統府經費者，遠在此數之外。三年半總統，徐世昌由原來連應試盤費都要人周濟的窮秀才，成為宦囊豐滿的百萬富翁。徐氏懲治貪劣，獎勵廉能的官樣文章，隻是“文治總統”的偽善標榜而已。
1919年1月，徐世昌寫成《將吏治言》一書，頒行全國。該書引用孔孟“民為邦本”“民為貴”的思想，以為政在人，“設官分職，以民為極”。奉衛民治民為圭臬，“有衛民之官焉，今之督軍是也；有治民之官焉，今之省長，以及道尹、知事是也”。劃分督軍、省長、道尹、知事四級官員職權範圍，“以箴有位”。徐企圖借此使“文武官吏，交相策勉，淬厲以圖，庶幾起衰救故，防患未萌，非惟不佞一人之私幸，其所以再造我全國之民者，抑亦諸君之大幸也。”民國以來，大小軍閥擁兵自雄，割據一方，行政官員皆仰其鼻息。為了爭權奪利，刀兵相向已成常事，兵鋒所及，玉石俱焚、燒殺殲淫、殘民以逞，何論“衛民”！各級官吏，層層盤剝，以聚斂為能事，“治民”隻是害民的代名詞。軍閥們弁髦憲法，廢立總統總理，製造政黨，強奸民意，豈徐之一冊《將吏治言》所能約束！對此，徐世昌並非無知，不過是出自“以文治武”的需要罷了。
1919年12月4日，頒布了將柯勳？所著《新元史》增入正史，使二十四史增為二十五史。同年發布命令仿印四庫全書，因故未成。
徐世昌上台即“改弦易轍”，發動“和平”攻勢。在就職通電中說：“極願以誠心謀統一之進行，以毅力達和平之主旨”。不但國內人心厭戰，當時的國際環境也有相同的趨勢，徐世昌就職時，第一次世界大戰已近尾聲，帝國主義很快要重返亞洲，為爭奪中國進行角逐。就職第三天，美國總統威爾遜在賀電中要中國早息爭端。由美國返任的美國公使芮恩施轉達美國總統勸中國速謀統一的意向。英國公使朱爾典在外國使節賀徐就職時，代表公使團致詞，希望中國南北統一早日實現。同時，英、法、美、意、日五國駐廣東領事還奉各國政府訓令，向廣東軍政府提出“和平勸告”。歐美各國的“和平”矛頭指向日本及其支持的皖段獨霸中國的局麵。國際和平壓力增強，國內和平空氣日益濃厚。10月23日，社會名流熊希齡、張謇、蔡元培、王寵惠、莊蘊寬、孫寶琦、周自齊等二十四人，通電成立和平期成會，熊希齡、蔡元培分任正副會長。各省反響很大。11月15日，徐世昌鑒於對自己有利的國內外形勢，在北京召集北方各省督軍會議，張作霖、曹琨、倪嗣衝、張懷芝、孟恩遠、趙倜、王占元、陳光遠、閻錫山、蔡成勳、盧永祥以及黑、湘、甘、陝、蘇、川、浙、閩各督軍代表，參戰督辦段祺瑞及全體國務員均出席會議，作出五項決議，如南方不提苛刻條件，一致讚成和平統一方針；歐戰已停，參戰督辦處改為邊防辦事處；收束軍隊；先從調查軍隊實數入手；整理財政，責成各省照章報解中央稅收；預籌各省善後。11月16日，徐世昌發布停戰令。23日，軍政府也發布停戰令。南北軍閥從戰場走向談判桌，北方總代表為朱啟鈐，南方總代表為唐紹儀。1919年2月20日，南北議和會議在上海開始。
在派出代表公開談判的同時，徐世昌又派人分赴桂、粵、川、黔、滇，暗中與南方的岑春煊及實力派陸榮廷等聯係，通過秘密渠道達成局部妥協，以為釜底抽薪。當時北京有一家小報載一上聯征對，文曰：“北有東海（徐世昌），南有西林（岑春煊），看這兩個東西，怎樣調和南北。”正如該聯寓意，徐世昌的分化政策很快就觸礁擱淺，毫無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