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1章 你方唱罷我登場!城頭變幻大王旗(8)(1 / 3)

徐世昌以清翰林出身擔任總統,利用群情厭戰,痛恨軍閥的心理,處處標榜“偃武修文”的文治總統形象,以示與赳赳武夫,窮兵黷武的軍閥主政不同。當然,徐以“文治”標榜,是有政治資本的。宣統三年輯刊任東三省總督時“治績”《東三省政略》;民國3年組織編訂《退耕堂政書》刊行;民國6年又主持編成《大清畿輔先哲傳》;次年輯印《水竹?人詩集》。與前幾任民國總統無法同日而語。他在總統府設“晚清詩社”,與樊增祥、柯勳?、嚴修、易實甫、吳辟疆等清朝遺老和詩人,每周聚宴一次,分題拈韻,互相酬唱,作為粉飾太平之舉,後有輯錄之《晚清詩彙》刊行。在畫家周肇祥家設畫學研究會。創辦中法大學的李石曾赴法,向法國當局讚頌徐為文治總統,法國擬贈以巴黎大學文學博士。徐即請黃郛捉刀撰成《歐戰後之中國》一書,旋命吳世湘、曹秉章、許寶珩、謝宗陶審校,增益以史實及儒家倫理,以中英法三國文字印刷,特命朱啟鈐為專使,接受了巴黎大學學位。其沽名釣譽,顯而易見。

徐世昌就職以後,發表了一係列文告、命令。11月3日下令整頓官風,命令說:“近頃國紀淩夷,官邪日肆。撫宇之職,縱匪為奸;征榷之司,斂財肥己;甚至假公義以侵帑,挾市道以獵官;刑憲不加其身,黨援或庇其後;罔上溺職,無所創懲,非所以肅官方,端治本也。”表示要按法從嚴懲治,貪劣長官徇情容隱,或糾彈不力者,“並予究懲,不稍寬貸”;同時“獎掖廉能”。自己要“尊重法紀”“為國人先”。百官應“正己以資表率”,期以“仕途整肅風氣轉移,各奮天良,弼成民治,有厚望焉!”姑不論這篇民國元首文告形同封建帝王上諭,究軍閥統治之實質,包括徐本人在內,竊國為侯,以權謀私,賣國肥己豈一紙惶惶命令所能矯治?!故而終徐之任,迄未懲辦一個貪官汙吏。就是徐世昌本人也不曾如命令中所表示的要以身作則,他就任伊始,先飽私囊。早在袁世凱任總統時曾開先例,新任總統到任例由財政部撥款150萬元,總統留100萬,餘下50萬分給各部部長。而徐到任後,由曹汝霖過付,徐照數全收,其他閣員應分肥之數悉入其私囊,曹不好索要,其他閣員也不能代索。總統月薪3萬元,辦公、交際費用每月各4萬元。崇文門關稅,清朝作為內帑。袁世凱、黎元洪、馮國璋繼承了這種製度,據為總統府所有。徐任總統後,派其親信劉鶴慶任崇文門稅務監督,每月名義上報效徐4萬元。全國煙酒事務署獨立後,徐派其親信張壽齡任督辦,每月公開補助徐6萬元。以上數項,徐每月可收入21萬餘元。至於總統秘密活動費,舉辦內外債時分潤回扣,家用開支一切取之於總統府經費者,遠在此數之外。三年半總統,徐世昌由原來連應試盤費都要人周濟的窮秀才,成為宦囊豐滿的百萬富翁。徐氏懲治貪劣,獎勵廉能的官樣文章,隻是“文治總統”的偽善標榜而已。

1919年1月,徐世昌寫成《將吏治言》一書,頒行全國。該書引用孔孟“民為邦本”“民為貴”的思想,以為政在人,“設官分職,以民為極”。奉衛民治民為圭臬,“有衛民之官焉,今之督軍是也;有治民之官焉,今之省長,以及道尹、知事是也”。劃分督軍、省長、道尹、知事四級官員職權範圍,“以箴有位”。徐企圖借此使“文武官吏,交相策勉,淬厲以圖,庶幾起衰救故,防患未萌,非惟不佞一人之私幸,其所以再造我全國之民者,抑亦諸君之大幸也。”民國以來,大小軍閥擁兵自雄,割據一方,行政官員皆仰其鼻息。為了爭權奪利,刀兵相向已成常事,兵鋒所及,玉石俱焚、燒殺殲淫、殘民以逞,何論“衛民”!各級官吏,層層盤剝,以聚斂為能事,“治民”隻是害民的代名詞。軍閥們弁髦憲法,廢立總統總理,製造政黨,強奸民意,豈徐之一冊《將吏治言》所能約束!對此,徐世昌並非無知,不過是出自“以文治武”的需要罷了。

1919年12月4日,頒布了將柯勳?所著《新元史》增入正史,使二十四史增為二十五史。同年發布命令仿印四庫全書,因故未成。

徐世昌上台即“改弦易轍”,發動“和平”攻勢。在就職通電中說:“極願以誠心謀統一之進行,以毅力達和平之主旨”。不但國內人心厭戰,當時的國際環境也有相同的趨勢,徐世昌就職時,第一次世界大戰已近尾聲,帝國主義很快要重返亞洲,為爭奪中國進行角逐。就職第三天,美國總統威爾遜在賀電中要中國早息爭端。由美國返任的美國公使芮恩施轉達美國總統勸中國速謀統一的意向。英國公使朱爾典在外國使節賀徐就職時,代表公使團致詞,希望中國南北統一早日實現。同時,英、法、美、意、日五國駐廣東領事還奉各國政府訓令,向廣東軍政府提出“和平勸告”。歐美各國的“和平”矛頭指向日本及其支持的皖段獨霸中國的局麵。國際和平壓力增強,國內和平空氣日益濃厚。10月23日,社會名流熊希齡、張謇、蔡元培、王寵惠、莊蘊寬、孫寶琦、周自齊等二十四人,通電成立和平期成會,熊希齡、蔡元培分任正副會長。各省反響很大。11月15日,徐世昌鑒於對自己有利的國內外形勢,在北京召集北方各省督軍會議,張作霖、曹琨、倪嗣衝、張懷芝、孟恩遠、趙倜、王占元、陳光遠、閻錫山、蔡成勳、盧永祥以及黑、湘、甘、陝、蘇、川、浙、閩各督軍代表,參戰督辦段祺瑞及全體國務員均出席會議,作出五項決議,如南方不提苛刻條件,一致讚成和平統一方針;歐戰已停,參戰督辦處改為邊防辦事處;收束軍隊;先從調查軍隊實數入手;整理財政,責成各省照章報解中央稅收;預籌各省善後。11月16日,徐世昌發布停戰令。23日,軍政府也發布停戰令。南北軍閥從戰場走向談判桌,北方總代表為朱啟鈐,南方總代表為唐紹儀。1919年2月20日,南北議和會議在上海開始。

在派出代表公開談判的同時,徐世昌又派人分赴桂、粵、川、黔、滇,暗中與南方的岑春煊及實力派陸榮廷等聯係,通過秘密渠道達成局部妥協,以為釜底抽薪。當時北京有一家小報載一上聯征對,文曰:“北有東海(徐世昌),南有西林(岑春煊),看這兩個東西,怎樣調和南北。”正如該聯寓意,徐世昌的分化政策很快就觸礁擱淺,毫無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