熱河都統薑桂題本是北洋派的一名宿將，原任直隸省提督。1913年被袁世凱派到熱河任職。他在熱河經營了八九年，有相當深的根基。北洋軍閥分裂後，薑桂題依附於皖係。後皖係在直皖戰爭中失敗，他雖失去靠山，但仍盤踞於熱河。由於薑桂題不是奉係線上的人物，張作霖早就想把他從熱河趕走，將鄰近東三省的熱河納入奉係勢力範圍。尤其是在當上“蒙疆經略使”之後，張作霖更是迫不及待地要驅逐薑桂題。此次吳佩孚奪取兩湖，正好給張作霖一個奪取熱河的借口。
1921年9月，張作霖一麵命部將汲金純率二十八師從錦州向熱河推進，準備以武力驅逐薑桂題，一麵對軟弱的北京政府進行脅迫。為此張作霖演了一出“摔印逼宮”的把戲。他派參謀長喬漢章攜帶“蒙疆經略使”的印章和辭呈進京，送交總理靳雲鵬。喬漢章交印和辭呈時，一言未發，將東西放下就走。靳雲鵬當然懂得張作霖是在為熱河的事發脾氣。靳雲鵬和張作霖是親家，又是靠張作霖的撐腰才當上總理的，二話不說，趕緊召開內閣會議，作出決定，調薑桂題為陸軍巡閱使，任命汲金純為熱河都統。這一任免令下達後，薑桂題一度想反抗，冷靜後一琢磨，覺得自己絕不是張作霖的對手，但他想在臨走前再撈上一票，轉而求張作霖同意他延期若幹天，待罌粟收完再向汲金純交接。罌粟是熱河的大宗收入，是薑桂題及其部下的主要財源。既然薑桂題已答應讓出熱河，早一天晚一天自然已無多大關係，張作霖便“大度”地答應了薑桂題的要求。大約拖到10月份，汲金純才正式到熱河就任都統職。
就這樣，張作霖又如願以償地取得了熱河的地盤。另外，綏遠都統馬福祥雖非奉軍嫡係，但他是經張作霖同意才擔任都統的，再說，奉軍鄒芬部就駐防在陶林縣，諒馬福祥不敢不聽命於奉係。因此，在熱河問題解決之後，張作霖才算真正控製了內蒙三特區，成為名副其實的“滿蒙王”了。
張作霖利用皖、直矛盾，不費大氣力，就撈了大實惠，但張作霖的拚命擴張，也使他與直係的矛盾和衝突凸顯出來。由於奉係的野心大大超過了自身的實力，張作霖不得不吞下由此而釀成的苦果。
“武鬥”前的“文仗”
在北洋軍閥統治時代，各派軍閥之間為了爭權奪利，今日聯甲反乙，明日便聯乙製甲，從來沒有固定的敵友關係。直、奉兩派軍閥也是如此。
直奉兩派矛盾的最初表現，一是對善後處理的看法不同，二是各自都想拚命奪取更多的戰利品。除此以外，在兩派頭目之間，特別是張作霖和吳佩孚互不服氣，互相藐視，最後終於鬧到水火不相容的地步。
直皖戰爭時吳佩孚雖然隻是一個師長，但他的野心卻不亞於張作霖。在直係軍閥內部，曹錕雖是吳佩孚的上司，但曹錕比較懦弱，缺乏主見，主意大多由吳佩孚拿。打敗皖係，吳佩孚作用最大，戰爭結束後，即被英、美輿論和社會各界捧為“大英雄”。吳佩孚本人益發變得驕橫起來。他見奉係在戰爭中出力不多，奪取勝利果實卻非常起勁，尤其看不慣張作霖行事霸道，處處排擠曹錕，操縱北京政府。他斥責奉係爭搶皖係敗軍槍械是“強盜行為”，甚至在直奉兩派聯席會議上當著張作霖的麵說：“奉方不過是在皖係主力已潰的情況下，才參戰的，這等於從我們手裏奪取勝利果實。”
張作霖對吳佩孚也抱有成見，他認為，直係頭目是曹錕，他隻能與曹錕平起平坐，吳佩孚不過是一個師長，卻處處要出頭攬事。尤其是聽了吳佩孚的當麵指責後，張作霖更是勃然變色，立即對曹錕說：“三哥，今天這個會是咱倆商議要事，如果師長也能參加，我們奉軍有好幾個師長呢！”為照顧曹錕的麵子，吳佩孚不得不悻悻退出會場。他懷了一肚子怒氣，會後對自己的參謀人員說：“他張胡子自己覺得不錯，我不得勢則已，一朝得勢，我必好好治治他，叫他認識認識我這個師長。”此後，他選擇了洛陽為練兵地點，大肆擴軍備戰，誓死要同張作霖一決高低。
當然，直、奉間的矛盾與爭鬥，根本原因還在於兩派都從各自的私利出發，拚命爭奪地盤和對北京政府的控製權。奉係要奪取蒙疆地區，直係便要控製陝、甘兩省。張作霖要拉兩湖的王占元，將奉係勢力伸展到長江流域，吳佩孚便下決心奪取兩湖地盤，自己當兩湖巡閱使。奉係挾製靳雲鵬內閣，以“征蒙”名義多得了一部分軍費和武器、彈藥，直係就大罵北京政府不公平，厚彼薄此。北京政府任命吳佩孚為兩湖巡閱使，張作霖也認為靳內閣一碗水沒有端平，便摔印逼宮，迫使靳內閣隻好把熱河都統的位置給了奉係。如此你爭我奪，彼此間的衝突急劇升溫。
奉、直兩係的矛盾，當然也與他們背後都有外國支持有關，直、奉兩派軍閥的矛盾，也反映了英、美與日本在華利益的尖銳衝突。
就張作霖的主觀意願而言，皖係倒台後，他確實希望並積極爭取日本能像支持皖係那樣支持他、援助他，使他能夠實現向關內擴張的野心。1920年11月，他派於衝漢去日本朝野活動，就是這個目的。此外，張作霖本人也通過各種途徑與日本駐華公使、日本在東三省的各類重要人物接觸，並盡量將吳佩孚說成是英、美的代理人，同時標榜自己是日本利益的忠實維護者。
對於張作霖的主動獻媚，日本方麵的意見很不一致，分歧主要在於：是把張作霖看成是東北的一個地方親日派來支持呢，還是將他當作未來中國的統一者來援助？張作霖的日本顧問町野和關東軍的高級軍官們基本上都持後一種看法。他們認為，張作霖就是第二個段祺瑞，有能力在整個中國推行親日政策，並限製歐美列強的滲透。因此，日本應當像支持段祺瑞一樣支持張作霖。不過，這種意見不能代表日本政府的觀點。另一部分日本人，如日本駐華公使小幡，日本參謀部駐北京特派員阪西利八郎等人卻反對上述主張，持第一種觀點。他們認為將張作霖當作第二個段祺瑞是危險的，因為公開地支持張作霖向關內和南方擴張，可能導致與其他列強的糾紛。
日本政府，主要是在任的原敬內閣，傾向於第一種看法，也就是說，日本應當支持張作霖，但這種支持同過去一樣，是支持他鞏固對東北或滿蒙的統治，而不是支持他向關內和南方擴張，當於衝漢在日本拜訪了原敬首相之後，原敬在日記上寫道：“張作霖試圖以日本為後台擴展他的影響。很好地對待張，以便我們在東三省進行擴張，對日本來說也是重要的。這樣，雙方的利益恰巧能夠協調一致。”顯然，原敬所強調的是便於日本在東三省擴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