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敬內閣的這一立場，在1921年的第一次東方會議上不但得到重申，而且闡述得更明確了。參加這次東方會議的，有日本駐中國東北和山東、朝鮮、西伯利亞等地有關的民政、軍事部門的官員。經過磋商，會議最後作出了兩項與“滿蒙”有關的決定。一項決定強調日本在滿蒙的特殊利益，表示必須在確認日本在這個地區享有特殊地位和利益這個事實的前提下，才可以和與這個地區有關的其他列強交往。另一項決定則強調，在“滿蒙”地區維護日本的特殊地位和利益，必須通過張作霖來進行。決定寫道：“一般說來，在整頓和發展東三省民政和戰備的過程中，在確立張的穩固地位的過程中，帝國應當給予張作霖以直接和間接兩個方麵的援助。”但是，如果“張作霖為了實現他在中央政治事務方麵的野心而尋求帝國的援助”，援助就不會呼之即來。這裏的意思很清楚，正如某西方學者所說，“張作霖應該接受日本的恩惠做東北的統治者，而不應該做統一中國的候選人，他根本就不會是第二個段祺瑞”。
這個決議還附有細則，說明關於軍事和財政援助應該通過何種渠道交給張作霖。細則規定，由於1919年日本與其他列強簽有協議，禁止向中國售運武器，故日本不能直接向張作霖供應武器，日本隻能援助張作霖建立一個兵工廠，以便使奉係能在武器生產方麵自給自足。至於財政援助，細則規定：“帝國政府並非不願根據情況給予善意的考慮，要緊的是應以經濟貸款的方式，尤其應當采取在合辦企業中投資的方式進行，以便避免列強的疑心和中央政府的妒忌。如果張巡閱使也決心逐漸地努力增進實際的中日合作，例如，在關於租借土地、經營森林和礦產以及其他這類有前途的事業方麵，都能盡心盡力地合作；如果他決心做出每種努力去落實所謂共存共榮的原則，並搞出現在和今後聯合管理的辦法，以便建立起中日共同的冒險交誼，那麼，東三省的財政就能夠自發地不顯眼地繁榮起來。”
很顯然，日本政府要求張作霖做的，是放棄征服全中國的野心，鞏固其在滿蒙的統治，維護和擴張日本在滿蒙的利益。隻要他這樣做了，就能得到日本的支持和援助。然而，張作霖卻不滿足做一個“東北王”或“滿蒙王”，而要實現“統一”中國的野心。1922年初，當他準備以武力同直係攤牌時，張作霖再度呼籲日本的支持。他派自己的日本顧問町野拜訪了日本駐華公使小幡，派於衝漢與日本關東軍和駐奉天總領事會談，企圖說服日本，幫助他擊敗直係。
麵對張作霖一而再、再而三的請求，日本方麵分歧仍很大。日本駐奉天總領事赤土塚正助以及關東軍都十分看好張作霖，極力主張日本政府給予支持。關東軍駐奉天特務機關長貴誌彌誌郎說：“日本必須支持張作霖。這不是是否支持一個政黨或者一個派別的問題，而是將關係到帝國生死存亡的問題。”赤土塚的看法與之相同，他甚至在一篇文章中把張作霖描繪成正以冉冉升起的太陽般的權勢，雄視全中國。但日本駐北京公使小幡態度卻謹慎得多，另有一些日本人，如東京參謀本部駐北京特派員阪西利八郎也警告日本政府說：輕率地做出支持張作霖的許諾，可能帶來損失慘重的後果。
東京的態度十分謹慎，沒有采納關東軍和駐奉天總領事的主張。為了說服所有張作霖的熱心支持者，內田外務大臣於1922年1月19日給赤土塚總領事發來一份急電，再次重申東方會議確定的基本政策。該電指出四點：
一、目前，在中國政治事務中，張作霖是個主要軍閥，不論在人民中間還是在外國，都不受歡迎。從華盛頓會議看來，他的地位似乎越來越困難，並且，他是否能夠維持下去，也極可疑。
二、支持張作霖將意味著日本不得不麵對危險。令人難以置信，供應軍火會長久不被發現。顯然，人們不會為懲罰土匪的借口所蒙蔽。況且，很可能，張作霖會在自衛中宣傳他獲得了日本的支援，不管發生了什麼意料不到的事情，一旦消息走漏了，日本不僅要遭到張作霖的政敵還會遭到中國人民以及世界輿論的批評和反對，還要牽累我們的外國事務和外國關係。因為英、美支持吳佩孚，我們日本就支持張作霖――這將導致盎格魯人與日本人之間的對抗。
三、張作霖公開聲稱是親日派。可是，到現在為止，根據我們的經驗，他的曆次親日表示隻是出自他對自身利害得失的考慮，而不是出自任何堅定的原則和信念。隻要看一看他的實際行動，就知道他是靠不住的。此外，另一方麵，吳佩孚並非必定反日。究竟他是否確定反日，很可能要取決於從現在起日本將采取什麼行動。援助張作霖就要激起吳佩孚的嚴重對抗，考慮到吳目前在中國部分中心地區手握大權，是否應當考慮，無論如何，要避免采取冒這樣大風險的舉動呢？
四、除了上述意見以外，向中國供應軍火，將是對有關列強簽訂的禁止向中國供應軍火的協議的破壞，也將與日本政府至今所主張並謹慎堅持的中立、公正和不幹涉政策背道而馳，因此，我認為日本目前沒有任何必要改變迄今所遵循的政策。
內田的這份急電，對於日本政府為什麼不能支持張作霖擊敗直係，作了非常詳盡的說明。當然，有些是真心話，有些則是虛偽的，如堅持所謂的“中立、公正和不幹涉政策”，等等。
然而，對於內田的指示，赤土塚卻不讚成。他再一次致電外務大臣，爭辯說，吳佩孚的勝利就意味著張作霖的失敗，終將對日本產生不利。他堅持援助張作霖，並提議以日軍在哈爾濱的軍火庫存，供應張作霖所必需的武器。其他在華的日本軍官也都與赤土塚持同樣的態度。不過，日本外務省並未因此改變方針，仍然要求赤土塚等人貫徹已定的基本原則。
但是，後來的事實表明，外務省的方針並沒有完全得到執行。赤土塚及關東軍的軍官們非但固執己見，而且自行其是，還是給了張作霖不少實際援助。對於奉天總領事與外務省的矛盾做法，連張作霖也感到很困惑，搞不清日本究竟對他是什麼政策。因此，1922年3月底，即直奉戰爭爆發前夕，張作霖在南滿鐵路公司奉天公所所作的演講中談及“中日合作遏製歐美”時說：“在過去的兩三年裏，日本政府的政策正在改變。遺憾的是，目前，我無法理解日本對我奉行著何種政策。如果這個政策認為應當援助張某人，就請援助我，如果認為不應當援助，也請說明白。有句諺語說：‘不要雨後送傘’。”不滿情緒，溢於言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