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6章 你方唱罷我登場!城頭變幻大王旗(23)(1 / 3)

張作霖雖然也和曹錕一樣,早就覬覦大總統的寶座,但他深知目前還未到自己君臨全國的時候,暫時還隻能在幕後操縱北京中央政府。他決定采取擁護段祺瑞上台執政的策略。這基於多方麵的考慮:其一,段祺瑞是北洋派的元老之一,資曆比他和馮玉祥都要老,不但馮玉祥不好反對,其他各派軍閥也難有非議;其二,在張作霖與段祺瑞結盟反直時,彼此實際上已有默契,即推翻直係後張將擁段上台;其三,張作霖與段祺瑞都是親日派,此次反直成功,又都得到了日本的支持。而日本希望戰後由段祺瑞組織一個親日的中央政府,張作霖當然不能無視日本的意向;其四,張作霖與段祺瑞在思想政治方麵比較一致,“臭味相投”,與孫中山、馮玉祥都不同;其五,也是最重要的一點,段祺瑞本人已沒有多少實力,他上台後,不能不仰承張作霖的鼻息,便於張作霖進行操縱。一旦形勢有變,張作霖很容易將其踢開,或換馬,或由他自己取而代之。可見,張作霖的算盤打得是相當精的。

打定主意後,張作霖便電邀馮玉祥同到天津,與他和段祺瑞舉行三人會晤。1924年11月10日,三人在天津日租界段祺瑞的私宅如期會晤。張作霖首先提議,擁護段祺瑞重新上台,擔任中華民國臨時總執政。段祺瑞自1920年下野以後,無時無刻不在夢想著東山再起,奉張的提議當然正中其下懷,隻在嘴上略表謙讓之意。至於馮玉祥,他雖然心裏傾向於擁孫,不讚成擁段,卻難明說,一來礙於段祺瑞的麵子,二來馮玉祥一時也想不出站得住腳的理由。結果三人會議一致通過了張作霖的提議。

會後,張作霖、段祺瑞、馮玉祥先後進京,並正式宣布推舉段祺瑞為“中華民國臨時總執政”。11月24日,段祺瑞正式宣誓就職。

根據後來公布的臨時政府組織條例,臨時政府既無總統,也沒有總理,隻設“執政”一職,故這個所謂的“執政”,兼了總統和總理兩大要職,既是國家元首,又是內閣閣揆。不過,以“臨時執政”代總統、總理,也反映出臨時政府過渡和非正式的性質。而且,對於段祺瑞和張作霖來說,用“臨時執政”的名義,既可以省卻正式選舉總統,確定總理的許多麻煩,又不影響其行使權力。

對於張作霖而言,匆忙扶段上台還有另一個目的,就是抑製孫中山,由於“三角同盟”的關係,打敗直係以後,表麵上張作霖不得不同孫中山繼續周旋。因此,在馮玉祥電請孫中山北上共商國是之後,張作霖和段祺瑞也不得不向孫中山致電發出邀請。然而,在如何治理國家的問題上,張、孫兩人毫無共同之處。尤其是在孫中山確定了聯俄聯共的政策,並在共產黨人的幫助下,下決心開展反對帝國主義和反對封建軍閥的鬥爭之後,孫中山與張作霖的距離更是越來越遠。道不同不相謀,張作霖從原來的聯孫轉為抑孫、反孫,就不足為奇了。

對張作霖的居心,孫中山洞若觀火。他對張作霖和段祺瑞並不抱幻想。但孫中山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他不計較個人的地位得失,毅然決定仍按原計劃經上海、日本北上,目的是要通過北上之行,大力宣傳國民黨的革命主張。因此,他不但在《北上宣言》中,而且在沿途的一係列講演中,宣傳這些主張。孫中山說:“十三年來,軍閥本身有新陳代謝,而其性質作用,則自袁世凱以至曹錕、吳佩孚,如出一轍。故北伐之目的,不僅在覆滅曹、吳,尤在曹、吳複滅之後永無同樣繼起之人,換言之,北伐之目的,不僅在推倒軍閥,尤在推倒軍閥所賴以生存之帝國主義。”孫中山的基本主張,概括地說,主要是兩句話,一是廢除不平等條約,反對侵略中國的帝國主義;二是召開國民會議,根除軍閥統治。

當孫中山帶著這些革命主張於12月初抵達天津時,張作霖毫不掩飾地表白了對這些革命主張的仇視。孫中山一到天津,出於禮貌,首先到曹家花園拜訪張作霖。一見麵,張作霖就對孫中山揚言說:“孫先生,我是粗人,坦白言之,我是捧人的,我今天能捧姓段的,就可捧姓孫的,惟我隻反對共產,如共產實行,雖流血所不辭。”張作霖以反“共產”為借口,抵製孫中山反帝反軍閥的革命主張。第二天,張作霖又乘回訪孫中山的機會,再一次兜售他的反動觀點。他勸孫中山不要反對外國人,因為外國人都不是好惹的,而各國公使非常反對聯俄聯共政策,希望孫中山放棄這個政策。他說:“你們有學問的人理想太高,當心俄國人與共產黨不可靠,要小心上當。”張作霖還表示,他可以代孫中山同外國人疏通,並大包大攬地說:“這件事包在我張作霖一人身上,一定可以成功。”聽了張作霖的這番話,孫中山真是哭笑不得,但由於身體不適,未與張作霖當麵爭辯。很快,孫中山即因旅途勞累而肝病複發。此後,他就沒有再同張作霖會過麵。

為了進一步抵製孫中山,張作霖又夥同段祺瑞針鋒相對地提出“外崇國信”和召開“善後會議”兩項主張,以同孫中山的“廢除不平等條約”和召開“國民會議”的主張相對抗。這兩條的實質,說穿了就是要繼續維護帝國主義在中國的侵略利益,繼續維護封建軍閥的統治。

1925年3月,孫中山因病醫治無效,不幸在北京與世長辭。盡管由於張作霖和段祺瑞的阻撓,孫中山這次北上未能使自己的革命主張得到貫徹,但經過他的努力宣傳,這些革命的主張在廣大民眾中間,畢竟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在捧段抑孫的同時,張作霖也對馮玉祥大加排斥。照理,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對奉係戰勝直係作出了直接貢獻,戰後張作霖至少應在一段時間裏同馮玉祥繼續合作。然而,硝煙剛散,張、馮之間便開始發生矛盾,戰時的同盟關係很快就被尖銳的對立所代替。原因非常簡單:第一,張作霖與馮玉祥的政治主張截然不同。馮玉祥因為受到孫中山革命思想的影響,在政治上比較傾向孫中山,他在發動北京政變、幽禁曹錕之後不久,便首先電請孫中山北上。而張作霖、段祺瑞對馮玉祥的做法,卻很不滿意。在他們看來,馮玉祥如與孫中山結合起來,南北呼應,將給他們造成莫大的威脅。因此,張作霖力主擁段,既以此抑製孫中山,也破壞馮玉祥的計劃。馮玉祥雖因實力不足最終被迫作出妥協,但心裏不服。第二,張作霖和馮玉祥都想擴展自己的實力和地盤,雙方衝突在所難免。馮玉祥之所以倒戈反吳,除受到孫中山思想的某些影響外,更重要的是出於對吳佩孚奪其地盤、限製其發展的不滿。故在倒戈之後,馮玉祥也想乘機擴張自己的勢力。他在發動政變前,就曾向張作霖提出過奉軍不入關的要求,目的也是為了在推翻曹錕、吳佩孚之後,自己能控製京、津和華北的大部分地區。不料,張作霖當時雖然一口答應,事後便食言,不但將大批奉軍調進關內,而且對馮玉祥步步進逼,將京津的大部分地區據為己有,矛盾和衝突由此產生。盡管開始時段祺瑞曾居間調解,劃分了奉、馮兩軍的勢力範圍,規定奉係沿津浦鐵路向南發展,而馮軍則沿京漢鐵路發展,但這隻是暫時的一種緩衝,矛盾並未得到真正解決。張、馮之間日益貌合神離。尤其是張作霖,自恃奉係實力雄厚,根本不把馮玉祥放在眼裏,千方百計地予以排斥。有關北京政府的大事,基本上都由張作霖作主、段祺瑞附和,而馮玉祥則隻好妥協。部分奉係將領甚至主張乘馮玉祥赴津開會時將馮殺害,致使馮玉祥國民軍的將領嶽維俊、鄧寶珊等人也想乘張作霖到北京、隨從兵力不足之機,將張作霖暗殺。盡管這兩起暗殺動議均因張作霖、馮玉祥不允而未成事實,但奉、馮兩軍對立情緒之嚴重,由此可見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