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永江多次力諫張作霖，盡可能不要卷入關內事務、以戰爭去擴張地盤。他說：“我們何必去參加內戰呢？我們修明內政，把東北治理好，富強起來，到了那個時候，我們不用去打，他們自然就來投我們，地盤可以不擴自張，何必急在一時呢？”王永江知道楊宇霆是個主戰派，且對張作霖的影響很大，故又寫信給楊宇霆說：“現在潮流新起，日重文化。此後以中國人與中國人鬥，勝者不足榮，敗者不足辱，且適以騰笑別國，雖據全勝，亦不過取列強於一嗤，不足於稱豪於一時，反足以貽害國家而已。”懇切希望楊宇霆能影響張作霖改弦更張，“發展民治，縮小軍備，導中國裁兵統一之先聲，固三省長治久安之大計”。
但張作霖從未滿足於做一個“東北王”，不管王永江怎樣地苦口婆心，張作霖都不肯放棄對關內事務的卷入。有時候，為了撫慰一下王永江，尤其是在他處境困難需要王永江支持時，在表麵上他也會答應采納王永江的意見，但那純屬口是心非的敷衍之舉。一轉臉，他就會將自己的允諾拋到九霄雲外。這樣的把戲，在郭鬆齡倒戈事件發生前後，張作霖又耍弄了一次，結果導致王永江負氣以筆杆子倒戈。
“當郭鬆齡舉兵進軍奉天時，張作霖為了爭取王永江等一批奉天文官的支持，維護他岌岌可危的統治地位，曾明確許諾，今後一定要縮減軍隊，厲行節約，開發邊疆，整頓財政，實行保境安民的政策，把主要注意力轉移到發展三省經濟方麵來。王永江也一如既往繼續支持張作霖，出謀劃策，幫助他渡過了難關。郭鬆齡被擊敗後，張作霖也一度表現出誠心履行允諾”的姿態，讓王永江等人提出改革的方案。王永江以為張作霖真的接受了以前的教訓，便認真地提出：首先必須縮減軍事開支，將東三省兵工廠每年高達2300萬元的支出壓縮到它的十分之四，將奉軍正規軍現有的十幾個師縮減到三四個師。王永江還建議：由張作霖個人特支的每年高達1000萬元的費用，應全部取消。如果實現這樣的方案，奉天的財政狀況將大為好轉，但奉軍也將因此喪失入關發動進攻戰的能力，隻能在東三省進行防禦。這也正是王永江想達到的目的，正如他在該方案中所說：“從現在起，我們要拋棄那種過分依賴武器的舊觀念，必須努力維護東三省的安全並使工業複蘇，以此來設法改善連年戰爭所造成的貧困，此後不問與我們無關的中國其他地區的事務。”
軍隊本是包括張作霖在內的所有軍閥的命根子，是軍閥統治賴以存在的基礎，依靠軍隊向關內擴張，更是張作霖多年來夢寐以求的宿願。因此，王永江苦心孤詣擬定的方案，再次被張作霖束之高閣。
發覺又一次受騙上當，王永江再也無法忍受了。1926年2月19日，即在奉軍重新占領山海關之後一個月，王永江以養病為名，離職回到金州老家。像郭鬆齡一樣，王永江想以此舉迫使張作霖改弦更張，隻是他所采取的方式與郭鬆齡不同。
王永江理財能力堪稱一絕，張作霖少不了這條臂膀。他派人到金州勸慰王永江，恭請王永江及早回任，但卻沒有對王永江提出的改革方案作任何表示。王永江見張作霖不肯回心轉意，心灰意懶，決定辭職。3月2日，他派自己的兒子到奉天麵見張作霖，轉交自己的“辭呈”。王永江在“辭呈”中首先回顧說：“竊永江從將軍治奉，將十年於茲矣。初本期舉實業、教育、吏治、交通、屯墾諸大端，逐漸發展，兼經營東蒙，以為利用厚生根本之圖。”接著，他直言不諱地批評張作霖一再挑起戰端，“知進不知退”，“輕內而重外，忽近而圖遠，將自投入荊棘之中，而納人民於水火之內也”。最後，他進一步談及辭職的原因，寫道：“今金融為軍事牽動，竟出常軌之外，而戰事又無時可息，則數年所期望之大改，必無所資以進行可知也。”在如此形勢之下，即使“永江在職，不過等於腦滿腸肥之一大官而已，無益於桑梓人民，並無裨於將軍也”。“如其進而違心求合，不如退而息影蓬門，倘將來時局變換，有可以實修內政之時，苟餘年未盡，尚可勉效馳驅，今非其時，務請開去本兼各職，另簡賢能。”
張作霖看到辭呈後，即複電挽留，但仍閉口不談王永江所提的批評。王永江見張作霖毫無悔改之意，又於3月5日給張作霖寫了一封信，重申自己的辭職理由，並再次希望張作霖改弦更張。他寫道：“永江前請辭職，非畏時局之難，亦別無難言之隱。惟前鑒所謂實事：交通、屯墾、教育、吏治諸大端，皆非財政莫舉，而財政尤非金融穩固莫辦。今日關於軍事之繁費，皆不論有無，隨便向官銀號支取，是以金融紊濫，財政亦無從整理。”“若將軍能幡然變計，以兵足自衛為度，而將兵工廠縮小一半，改營生產事業，汰糧秣廠之冗費，去駢枝之機關，節用以養民，停發鈔票以救金融，均度支以興庶，永江雖竭駑鈍，死而後已，其又何辭！否則，永江不忍視將軍之投入荊棘，人民之陷於水火，惟有匿跡銷聲，不問世事而已。”可見，王永江並非真想辭職，如果張作霖采納他的意見，他是願意返任，為奉係效力的。
但是，王永江的要求是張作霖決不能答應的。他後來雖然又派張學良、吳俊升和東北官銀號總辦彭賢專程到金州勸駕，想給足王永江麵子，可王永江仍不願從命。
對張作霖來說，王永江的辭職無疑是一種不祥之兆。它表明，他和奉係集團的路已快走到盡頭了。就連王永江這樣的能人，都已感覺到技窮力竭，誰還能有什麼回天之術呢？
王永江辭職後，張作霖曾先後任命莫德惠和劉尚波代理奉天省長。他們的才能遠不及王永江，在財政上自然毫無建樹。張作霖一意孤行，繼續窮兵黷武，而東三省的財政狀況則繼續惡化，直至最後崩潰。
“反赤”是條死胡同
張作霖雖然為王永江的辭職而怏怏不快，可耳邊似乎也清靜了許多，仍繼續全身心地投入到內戰之中。他的下一個目標，首先是要擊敗國民軍，至少要將國民軍從京、津地區趕走，然後重新控製北京政權。
張作霖自成為“東北王”以來，一直在中國的曆史舞台上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但他除了空談“救國、救民”外，從未正式宣布過政治主張。張作霖處事待人，隻以是否對自己和本集團有利為準則，如果要談什麼“主義”的話，他奉行的就是“封建主義”和“實用主義”。但是，隨著民主主義思想，特別是孫中山的三民主義逐漸深入人心，隨著共產主義思想在中國的傳播，張作霖漸漸感到，他和奉係集團提不出吸引人的“主義”和“思想”，是一個很大的缺陷。因此，他也開始談論起“主義”來，甚至異想天開地要補充“三民主義”，提出一個所謂的“四民主義”，即在民族、民權、民生三大主義之後，再增加一個“民德主義”。可是，由於人們對這種不倫不類的東西毫無興趣，他自己也並不重視，故所謂的“四民主義”根本兜售不出去。以後，張作霖自己不再提什麼新的“主義”了，但卻對三民主義妄加評論，肆意攻擊，尤其反對共產主義。他曾對一個日本記者說：“三民主義之範圍，極為廣泛。研究至於極點，或亦與共產主義相同，抑與共產主義相近，固不可知。惟若三民主義真以國利民福為宗旨，則予亦自讚成。若徒以國利民福為假麵具，而實質上仍行共產主義，則予輩固將竭力以聲討排斥也。”像其他封建軍閥一樣，張作霖利用一般百姓對民主主義、共產主義的不甚了解，將其統統歸結為“赤化”，並給所謂的“赤化”加上各種罪名，如“殺人放火”“共產共妻”等，借以恐嚇百姓，蠱惑人心。正是在“反赤”這一口號下，張作霖實現了與吳佩孚的聯合，發動了反對國民軍的戰爭，迫使國民軍不斷地收縮陣地，退到了京津地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