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山河破碎風飄絮！生靈塗炭咒軍閥
日本代表日置益於3月17日因墜馬受傷了，北京政府繼續派自己的談判代表曹汝霖等人，到東交民巷日本使館日置益的床前去進行會議。中國人民為什麼把“五七”或“五九”作為國恥紀念日？
魯迅於1927年10月在上海的一次講演中，曾很幽默地說：我從前也很想做皇帝。
“我希望有人好好地做一部民國的建國史給少年看，因為我覺得民國的來源，實在已經失傳，雖然還隻有十四年。”
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在辛亥革命後隻剩下一民主義了。
孫中山立即到廣東進行護法活動，北方的國會議員這時也相繼赴粵。
中國的出路在哪裏？這是迫切需要回答的問題。
阿Q“革命”的目的是“我要什麼就是什麼，我歡喜誰就是誰”。
不平靜的海濱
山東省的渤海之濱，有一座美麗的城市，依山傍海，山、海和市區三者渾為一體。進入這座城市，碧海、藍天、綠樹、紅瓦，相互輝映，使人心曠神怡。這就是中外馳名的青島市。
有的書上記載說，原來這裏也是一片荒灘，灘上僅有少數漁民的一些窩棚。所謂青島者，是指距海岸約一海裏的一個海中小島，麵積不過0.012平方公裏。現在人們仍把這裏稱“小青島”。但是，也有的研究者考證說，青島在陸而不在海，它在很早以前（1891年）“已是一個繁榮的市鎮”了。
總之，這裏當黃海、渤海之要衝，地勢非常重要，所以帝國主義者（特別是德帝國主義者）覬覦已久，他們的殖民專家認為：欲圖遠東勢力之發達，非占領膠州灣不可。他們認為：從膠州灣作為一突破口，即可占領物產豐富的全山東，並由此進而魔爪四伸，占領全中國。1897年11月14日，德國借口山東教案（兩名德國籍教士4天前在巨野被殺），派軍艦占領了膠州灣。1898年3月，德國在沙俄的幫助下，強迫清政府訂立了中德《膠澳租界條約》，其中規定：“膠澳之口，南北兩麵，租與德國，先以99年為限”；“租期未完，中國不得治理，均歸德國管轄”。當時境界包括膠州灣四周及島嶼。整個租界地稱“膠澳租界”，統治者稱“膠澳提督”。1899年德皇下令“將膠澳租界地的新市區定名為青島”，隻準許歐洲人居住。當時中國報刊，有的稱青島，有的稱膠州。五四運動中提出所謂青島問題者，即指整個膠澳租借地而言。
《膠澳租界條約》還規定了德國在山東境內修築膠濟鐵路和在鐵路沿線三十裏內采礦的權力，而且中國對“德國商人及工程人”，必須“一律優待”。
這樣，在19世紀末的“割地狂潮”中，山東便成為德國的勢力範圍了。（膠濟鐵路於1904年由青島修至濟南，全線通車。）
從此以後，德國便在膠州灣沿岸大興土木。我們今天到青島市的海濱去走一趟，到處看到的仍是德國式的建築，有的房屋上還刻著“190×”字樣。現在的海洋學院（原山東大學）就是當年的德國兵營（名曰“俾斯麥兵營”），原來的軍事設施，仍保存著很多痕跡。
1914年的夏季，正是青島的最好季節，德國人正在這個避暑勝地尋歡作樂。可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炮聲響了。8月1日，德國對俄宣戰。3日，德國又對法國宣戰。同日，德軍侵入比利時。4日，英國對德宣戰。
第一次世界大戰，是帝國主義為重新瓜分世界而進行的戰爭。戰爭的雙方是兩大帝國主義國家集團：一方麵是德國、奧匈、保加利亞和土耳其，它們稱為同盟國；一方麵是英國、法國、俄國以及塞爾維亞、比利時，它們稱為協約國。以後陸續參加的還有日本、意大利、美國等。總計卷入這次戰爭的共有33個國家，動員人數達7400萬人。
東方的日本帝國主義，認為第一次世界大戰是它侵占中國的大好時機。當時被任命為駐華公使的日置益，在他還未上任的時侯，就口口聲聲說：“戰則大妙！”
當時的北洋軍閥政府，腐敗無能，僅在8月6日宣告中立，說什麼“各交戰國在中國領土、領海不得有占據及交戰行為”，“各交戰國之軍隊軍械及輜重品，均不得由中國領土領海經過”等等。
可是，日本帝國主義根本不理會這一套。就在北京政府宣告中立的第三天――8月8日，日本軍艦已出現於青島海麵。
8月15日，日本對德發出最後通牒，要求將遠東海上之德國軍艦一律撤回，並要求將膠州灣德國租界地無條件地交與日本接收。
8月23日，日本對德宣戰，旋即派軍2萬多人在龍口登岸。北京政府立即劃出所謂特別區域供日軍使用，不再顧及它曾宣布過的中立條款了。9月3日，北京政府借口參照日俄戰爭先例，照會各國公使說：“在龍口、萊州及接連膠州灣附近各地方，確實為各交戰國軍隊必須行用至少之地點，本政府不負完全中立之責任。”
但是，日本並不以進占上述地區為滿足。9月26日，日軍400餘人即超出所謂特別區域，進占濰縣車站。這時，北京政府雖然向日本申訴了將使“政府失信於軍民”的苦衷，但日本政府不僅置之不理，而且在膠濟路“純係德政府之產”的借口下，繼續派軍西進，並威脅中國立即將膠濟路上的軍隊撤開，聲稱：“若有衝突，日本將認為助德敵日之舉。”
在北京政府屈從退讓下，日本軍隊於10月6日直達濟南車站。日本政府並公開聲言：“本國政府對於山東膠濟鐵路有管理之必要，因而實行占領”。
11月7日，日軍攻占青島，在青島的德國人向日軍投降。至此，在中國境內的對德作戰已告結束。按理，日軍應該撤退，而將青島等地交還中國了。但是，日軍仍借口歐戰尚未結束，拒不撤走。12月間，駐膠濟鐵路及新設電線沿線和龍口、青島間的日軍，仍達1.6萬人左右。
日軍既不撤走，北京政府也不敢正式提出要求，12月14日，駐日公使陸宗輿致電外交部次長曹汝霖說：“正式要求撤兵，必須稍待，恐速反不達。”
在北京政府處處退讓的形勢下，日本侵略者更步步進逼。到1915年，日本不僅拒絕從山東撤兵，反而進一步提出了滅亡全中國的二十一條。
可恥的床前外交
一個真正獨立的國家，應該有自己的國家尊嚴。國與國之間的談判，不論就內容上，或形式上（包括禮儀上），都應該建立在平等的基礎上。
但是，“五四”時的中國，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統治中國的北京政府不過是帝國主義侵略的工具，因此這個政府和帝國主義國家的外交談判，就不是平等的關係，而是主子和奴才的關係。例如，1915年關於二十一條的談判，就是如此。在談判過程中，日本代表日置益（駐華公使）於3月17日因墜馬受傷了。既然如此，那麼就應暫停談判或者由日方改派代表好了。但是，賣國的北京政府並沒有要求這樣做，而是繼續派自己的談判代表曹汝霖（北京政府外交部次長）等人，到東交民巷日本使館日置益的床前去進行會議。曹汝霖在回憶這次談判時說：“適日使墜馬受傷，會議停了三次，小幡來部告我，公使傷未愈，腿塗石膏，不能下床，但急於會議，擬請陸總長與您枉駕使館會議。餘告陸總長同意，遂移至日本使館會議。日使不能下床，就在床前設桌會議。”這種國家之間外交代表的談判，實在是古今中外外交史上罕見的醜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