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9章 天安門前爭國權!五四狂飆孕新生(3)(1 / 3)

不僅北方軍閥不好,西南軍閥也不好,他們是“一丘之貉”。事實的教訓,又使孫中山在痛苦的道路上增長了智慧。

但是,孫中山並沒有因此去發動和組織人民群眾。他在5月下旬離開廣州後,曾再一次到了日本,企圖得到同情和支持,隻是在受到冷漠的待遇、感到“現日本當局仍決心助段,遽欲其改變方針,事恐太難”後,才在6月下旬回到了上海。他在給陳炯明的信中說:“文自抵東以後,鑒於外交方麵,難驟活動,一切計劃,未能實行,無可奉告,故中間久闕致書,嗣因目疾待治,匆匆歸滬。”他在給孫科的信中,除告知離粵後之行程外,並表示:“對於現在之時局,擬暫不過問”。

孫中山回到上海後,心情是痛苦的。多年的碰壁,使他思索再思索。但是,從革命理論到革命方法的轉變,對一個舊民主主義者來說,畢竟是困難的。沒有先進思想和先進力量的啟示和幫助,是難於完成這個轉變的。孫中山繼續在痛苦中摸索。依靠軍閥失敗,而又沒有覺悟到去依靠人民,手中無一兵一卒,周圍無革命的組織。在這種情況下,孫中山對政治活動采取了消極的態度,而把精力放到著述上麵。他認為:“據年來經驗,知實現理想中之政治,斷非其時,故擬取消極態度,將來從著述方麵,啟發國民,至於目前收拾大局,但期得有勝任之人,若東海出山,則更不出異議。”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到:一方麵,孫中山在前進的道路上百折不撓;另一方麵,他仍然沒有找到正確的革命道路。他的政治活動的根本弱點,在於沒有和當時的人民群眾鬥爭彙合起來,因而更談不到領導人民群眾前進。

工人、農民、學生、民族工商業者、華僑及其他愛國人士的鬥爭在不斷地開展著,他們需要正確的領導。但是,孫中山卻彷徨在歧途中。

中國的出路在哪裏?這是迫切需要回答的問題。

第三節 民主科學齊提倡,思想啟蒙圖革命

《青年雜誌》是陳獨秀一個人用一個夏天幹出來的。

毛澤東說:看書,看《新青年》;談話,談《新青年》;思考,思考《新青年》。

陳獨秀窮得隻有一件汗衫,其中無數虱子在內存活。

《晨鍾報》剛剛出版22天,便刺痛了北洋政府的當權者。

蔡元培久聞陳獨秀大名,決意聘用陳獨秀。

陳獨秀聽了非常高興,說道:“湖南人喜歡吃辣椒,提倡新文化,也是火辣辣的,好!好!”

陳獨秀以人權說作武器,要求仿效法、美等國的資產階級革命,實現中國的共和。

魯迅對那些維護封建禮教的人,予以警告說:“你們立刻改了,從真心改起,你們要曉得將來是容不得吃人的人。”

胡適說吳虞是“四川省隻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

朱爾典這個帝國主義分子,竟擺出太上皇的姿態,放出口氣說:“蔡元培是不想當校長了。”

青年人愛讀《新青年》

1915年9月15日,正當上海黃浦江上空烏雲密布,複古思潮泛濫,袁世凱步步登極,準備扮演複辟帝製醜劇之時,上海灘突然出現了一本“像春雷初動”,“驚醒了整個時代的青年”的全新刊物――《青年雜誌》。這個雜誌的問世,在古老的中國擂響了思想解放運動的戰鼓,吹響了新文化運動的號角!這個雜誌,是一個叫陳獨秀的人創辦的。

陳獨秀和蔣介石,這兩個人一生的政治起點,可以說都是從上海開始的。當時兩個人誰也不認識誰,同在一個地方起步,卻走了兩個完全不同的方向。

陳獨秀字仲甫,號實庵,原名慶同,考秀才時叫乾生,後來寫文章、辦報紙時,取故鄉的獨秀山名為名,安徽安慶人,1879年10月9日生。陳獨秀的父親陳衍中,生有異姿,束發受書,天性最厚,親友困乏者解衣衣之,推食食之。以教書為業,講究實學,慷慨有大誌,但屢困場屋,一輩子不得誌,是個窮秀才。1881年10月7日,陳衍中在蘇州教書時死於疫疾,是時陳獨秀還不滿兩周歲。

1901年,陳獨秀到達日本東京自費留學,入東京專門學校。在未正式入學之前,先在高等師範學堂速成科學習日語和普通課程。

陳獨秀一到東京,首先接觸到的新知識、新思想,是西方資產階級反封建專製的一整套的自由平等的學說。這對陳獨秀不啻是大旱後之甘雨,他如饑似渴地學習這些新學說。當時留學生自辦的雜誌《譯書彙編》,專門譯載歐美政治名著,如盧梭的《民約論》、孟德斯鳩的《萬法精理》、穆勒的《自由原理》、斯賓塞的《代議政體》等等。這些巨著都是西方資產階級在推翻封建專製統治時銳利的思想武器,也是建立資產階級民主製度的理論指針。陳獨秀是很愛讀這些名著的。

陳獨秀1901年、1902年先後兩度東渡日本留學。他一到東京,如同換了個新的天地,他接觸的又是一些新潮人物,如潘讚化、張薄泉(張繼)、秦力山、蘇曼殊等,思想所得“勝讀十年書”。他和張繼參加了留學生中成立最早的團體――勵誌社,同時又十分鄙視章宗祥、曹汝霖、吳振麟、金幫平等這班烏合之眾,逢迎拍馬的守舊人物。一次,他見勵誌社中的章宗祥、曹汝霖等,爭著為清廷派到日本的官員當翻譯,頓生反感和鄙視。不久他便脫離勵誌社發起成立青年會。

越來越多的激進知識青年薈萃於東京,令清朝政府惶恐不安,為約束留日學生,特派遣學監到日本,協助駐日使館官員阻礙中國留日學生的正當利益和要求。當時陸軍學生監督姚煜,奴顏媚骨,常常無端地壓製學生,阻撓學生學習軍事,同時作風卑劣,生活腐化,引起留日學生的公憤。思想激進的陳獨秀等對姚煜憤恨在心,早就想尋機教訓他一下。不久,陳獨秀夥同12人強行割掉了他的長辮。日本警方捕人,陳獨秀、鄒容、張繼三個為首者,於4月間被日方驅逐出境回國,以殺雞給猴看,警告中國留學生。

1903年5月17日下午,大雨滂沱。然而,位於安慶北門大拐角狹窄的藏書樓內外,卻被來自安徽大學堂、武備學堂和桐城、懷寧二公學學生約300餘人擠得水泄不通,多數撐傘立於門外,靜聽一位聲音洪亮的20多歲青年的演說。隻見這位青年不時地大聲疾呼,或揮著拳頭,慷慨陳詞,痛斥沙俄七條:

舉凡政權、商權、礦路權、兵權、稅權、均歸俄國人之手,則東三省已非我有。我政府若允許此約,各國必執利益均沾之說瓜分我中國;若不許,則必與俄戰。我國與俄戰之仇固結不解,我國之人有一人不與俄死戰皆非丈夫……我等在全國雖居少數,亦必盡力把國事擔當起來。

這位拒俄演說的年輕人,就是時值23歲、風華正茂的陳獨秀。藏書樓演說會,是他1902年春,從日本留學第一次回到安慶與潘讚化、葛溫仲等發起的。他還在藏書樓內辟一閱覽室,陳列著他從東京、上海帶回來的《時務報》等各種時政的書報刊,任人選閱,傳播革命思想,後又組織青年勵誌社,每周聚會,聯絡感情,交流思想。一時風聲所播,聞者興起,尤以安徽大學堂(後改為安徽高等學堂)的學生最為踴躍。陳獨秀還準備創辦《愛國新報》,“其宗旨在探討本國致弱之源,及對外國爭強之道,依時立論,務求喚起同胞愛國之精神”。後人稱讚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