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僅北方軍閥不好，西南軍閥也不好，他們是“一丘之貉”。事實的教訓，又使孫中山在痛苦的道路上增長了智慧。
但是，孫中山並沒有因此去發動和組織人民群眾。他在5月下旬離開廣州後，曾再一次到了日本，企圖得到同情和支持，隻是在受到冷漠的待遇、感到“現日本當局仍決心助段，遽欲其改變方針，事恐太難”後，才在6月下旬回到了上海。他在給陳炯明的信中說：“文自抵東以後，鑒於外交方麵，難驟活動，一切計劃，未能實行，無可奉告，故中間久闕致書，嗣因目疾待治，匆匆歸滬。”他在給孫科的信中，除告知離粵後之行程外，並表示：“對於現在之時局，擬暫不過問”。
孫中山回到上海後，心情是痛苦的。多年的碰壁，使他思索再思索。但是，從革命理論到革命方法的轉變，對一個舊民主主義者來說，畢竟是困難的。沒有先進思想和先進力量的啟示和幫助，是難於完成這個轉變的。孫中山繼續在痛苦中摸索。依靠軍閥失敗，而又沒有覺悟到去依靠人民，手中無一兵一卒，周圍無革命的組織。在這種情況下，孫中山對政治活動采取了消極的態度，而把精力放到著述上麵。他認為：“據年來經驗，知實現理想中之政治，斷非其時，故擬取消極態度，將來從著述方麵，啟發國民，至於目前收拾大局，但期得有勝任之人，若東海出山，則更不出異議。”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到：一方麵，孫中山在前進的道路上百折不撓；另一方麵，他仍然沒有找到正確的革命道路。他的政治活動的根本弱點，在於沒有和當時的人民群眾鬥爭彙合起來，因而更談不到領導人民群眾前進。
工人、農民、學生、民族工商業者、華僑及其他愛國人士的鬥爭在不斷地開展著，他們需要正確的領導。但是，孫中山卻彷徨在歧途中。
中國的出路在哪裏？這是迫切需要回答的問題。
第三節 民主科學齊提倡，思想啟蒙圖革命
《青年雜誌》是陳獨秀一個人用一個夏天幹出來的。
毛澤東說：看書，看《新青年》；談話，談《新青年》；思考，思考《新青年》。
陳獨秀窮得隻有一件汗衫，其中無數虱子在內存活。
《晨鍾報》剛剛出版22天，便刺痛了北洋政府的當權者。
蔡元培久聞陳獨秀大名，決意聘用陳獨秀。
陳獨秀聽了非常高興，說道：“湖南人喜歡吃辣椒，提倡新文化，也是火辣辣的，好！好！”
陳獨秀以人權說作武器，要求仿效法、美等國的資產階級革命，實現中國的共和。
魯迅對那些維護封建禮教的人，予以警告說：“你們立刻改了，從真心改起，你們要曉得將來是容不得吃人的人。”
胡適說吳虞是“四川省隻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
朱爾典這個帝國主義分子，竟擺出太上皇的姿態，放出口氣說：“蔡元培是不想當校長了。”
青年人愛讀《新青年》
1915年9月15日，正當上海黃浦江上空烏雲密布，複古思潮泛濫，袁世凱步步登極，準備扮演複辟帝製醜劇之時，上海灘突然出現了一本“像春雷初動”，“驚醒了整個時代的青年”的全新刊物――《青年雜誌》。這個雜誌的問世，在古老的中國擂響了思想解放運動的戰鼓，吹響了新文化運動的號角！這個雜誌，是一個叫陳獨秀的人創辦的。
陳獨秀和蔣介石，這兩個人一生的政治起點，可以說都是從上海開始的。當時兩個人誰也不認識誰，同在一個地方起步，卻走了兩個完全不同的方向。
陳獨秀字仲甫，號實庵，原名慶同，考秀才時叫乾生，後來寫文章、辦報紙時，取故鄉的獨秀山名為名，安徽安慶人，1879年10月9日生。陳獨秀的父親陳衍中，生有異姿，束發受書，天性最厚，親友困乏者解衣衣之，推食食之。以教書為業，講究實學，慷慨有大誌，但屢困場屋，一輩子不得誌，是個窮秀才。1881年10月7日，陳衍中在蘇州教書時死於疫疾，是時陳獨秀還不滿兩周歲。
1901年，陳獨秀到達日本東京自費留學，入東京專門學校。在未正式入學之前，先在高等師範學堂速成科學習日語和普通課程。
陳獨秀一到東京，首先接觸到的新知識、新思想，是西方資產階級反封建專製的一整套的自由平等的學說。這對陳獨秀不啻是大旱後之甘雨，他如饑似渴地學習這些新學說。當時留學生自辦的雜誌《譯書彙編》，專門譯載歐美政治名著，如盧梭的《民約論》、孟德斯鳩的《萬法精理》、穆勒的《自由原理》、斯賓塞的《代議政體》等等。這些巨著都是西方資產階級在推翻封建專製統治時銳利的思想武器，也是建立資產階級民主製度的理論指針。陳獨秀是很愛讀這些名著的。
陳獨秀1901年、1902年先後兩度東渡日本留學。他一到東京，如同換了個新的天地，他接觸的又是一些新潮人物，如潘讚化、張薄泉（張繼）、秦力山、蘇曼殊等，思想所得“勝讀十年書”。他和張繼參加了留學生中成立最早的團體――勵誌社，同時又十分鄙視章宗祥、曹汝霖、吳振麟、金幫平等這班烏合之眾，逢迎拍馬的守舊人物。一次，他見勵誌社中的章宗祥、曹汝霖等，爭著為清廷派到日本的官員當翻譯，頓生反感和鄙視。不久他便脫離勵誌社發起成立青年會。
越來越多的激進知識青年薈萃於東京，令清朝政府惶恐不安，為約束留日學生，特派遣學監到日本，協助駐日使館官員阻礙中國留日學生的正當利益和要求。當時陸軍學生監督姚煜，奴顏媚骨，常常無端地壓製學生，阻撓學生學習軍事，同時作風卑劣，生活腐化，引起留日學生的公憤。思想激進的陳獨秀等對姚煜憤恨在心，早就想尋機教訓他一下。不久，陳獨秀夥同12人強行割掉了他的長辮。日本警方捕人，陳獨秀、鄒容、張繼三個為首者，於4月間被日方驅逐出境回國，以殺雞給猴看，警告中國留學生。
1903年5月17日下午，大雨滂沱。然而，位於安慶北門大拐角狹窄的藏書樓內外，卻被來自安徽大學堂、武備學堂和桐城、懷寧二公學學生約300餘人擠得水泄不通，多數撐傘立於門外，靜聽一位聲音洪亮的20多歲青年的演說。隻見這位青年不時地大聲疾呼，或揮著拳頭，慷慨陳詞，痛斥沙俄七條：
舉凡政權、商權、礦路權、兵權、稅權、均歸俄國人之手，則東三省已非我有。我政府若允許此約，各國必執利益均沾之說瓜分我中國；若不許，則必與俄戰。我國與俄戰之仇固結不解，我國之人有一人不與俄死戰皆非丈夫……我等在全國雖居少數，亦必盡力把國事擔當起來。
這位拒俄演說的年輕人，就是時值23歲、風華正茂的陳獨秀。藏書樓演說會，是他1902年春，從日本留學第一次回到安慶與潘讚化、葛溫仲等發起的。他還在藏書樓內辟一閱覽室，陳列著他從東京、上海帶回來的《時務報》等各種時政的書報刊，任人選閱，傳播革命思想，後又組織青年勵誌社，每周聚會，聯絡感情，交流思想。一時風聲所播，聞者興起，尤以安徽大學堂（後改為安徽高等學堂）的學生最為踴躍。陳獨秀還準備創辦《愛國新報》，“其宗旨在探討本國致弱之源，及對外國爭強之道，依時立論，務求喚起同胞愛國之精神”。後人稱讚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