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鍾報》是憲法研究會的喉舌，社址位於丞相胡同，緊挨著南宋末年抗金民族英雄文天祥祠廟的一個大院裏。李大釗經過緊張籌備，創刊號終於出版了，李大釗在創刊號上發表了《晨鍾之使命》，公開申明《晨鍾報》的宗旨是：喚醒民眾覺醒，激勵青年急起直追，勇往奮進……索我理想之中華、青春之中華。
《晨鍾報》剛剛出版22天，便刺痛了北洋政府的當權者。
李大釗不肯違背信仰，決定辭職，在《晨鍾報》上發表了辭職聲明，便揚長而去。從此之後，他被《憲法公言》聘為撰稿人，繼續著文，抨擊黑暗的時弊。
1917年元月，章士釗在北京創辦《甲寅日刊》，他到李大釗寓所，請他出任編緝，李大釗且喜且憂，喜的是他又有了一個陣地，很想立即去供職；憂的是老友章士釗做了段祺瑞政府的司法總長，使他猶豫不決。
最終，李大釗因文章激進而遭北洋政府的通緝，由北京逃到上海。
1917年底，李大釗接到章士釗的來信。章士釗已就任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兼邏輯學教授。他約李大釗北上，代替他繼任圖書館主任一職，並聲稱得到了蔡元培校長的認可。李大釗喜出望外，即日北上。
李大釗在北大即任圖書館館長，後兼經濟學、史學教授。
毛澤東在北大圖書館當助理館員，陳獨秀領導新文化運動
1916年11月26日，陳獨秀為募集獎金，使群益書社和亞東圖書館合並為公司共同發展文化出版事業，進一步擴大《新青年》的發行，與同鄉好友、亞東圖書館經理汪孟鄒，從上海趕赴北京。
此時，蔡元培剛剛被任命為北京大學校長，位於北京景山東街（馬神廟）的北京大學，前身為京師大學堂，創立於1898年（光緒二十四年）。
辛亥革命後，模仿西洋教育製度，於1912年改名為北京大學，然而換湯不換藥，學校行政仍由封建官吏把持，教師大半是出身舉人進士的老學究，滿腦子的封建思想。英文教授辜鴻銘拖著清朝長辮子上課，亂發議論，說什麼“現在社會大亂”，主要原因是沒有君主，人們不怕法律，不怕“王法”。學生多數是仕宦子弟，吃喝玩樂。
北京妓院最集中的地方是八大胡同，而逛八大胡同最多的是兩院（參議院和眾議院）一堂（京師大學堂）的人，校風腐敗不堪。因此，蔡校長一上任，就求才若渴，辦的第一件事就是聘請有真才實學而熱心的學者名流到北大，同心治理北大，改造校風。
同時，北大文科學長又缺人。一時間，蔡校長四處訪友求賢，忙得不亦樂乎。一天，他去訪問在學者中頗有影響的北京醫學專門學校校長、浙江杭州人湯爾和，並征詢他對文科學長人選意見時，湯爾和向他推薦陳獨秀。
一日，陳獨秀上街，偶然遇到了北京大學主講唐詩的教授沈尹默，由於昔日陳獨秀曾譏議沈尹默的字“其俗入骨”，促使沈尹默立誌書法，終於成為一代書法泰鬥，由此兩人得以相識。沈教授便也向蔡元培推薦陳獨秀入北大任職。
蔡元培久聞陳獨秀大名，決意聘用陳獨秀。
北京大學是當時的最高學府，文科學長相當於後來的文字院院長，這為陳獨秀開展新文化運動提供了極為有利的社會地位。
同年7月，胡適畢業回國，陳獨秀立即推薦他到北大任學者，經蔡元培同意，9月10日即到北大任教授，講授英文學、英文修辭和中國古代哲學。
不久，陳獨秀的好友李大釗也來到北京大學。
北大校長蔡元培提出“學術自由，兼容並包”的教育方針，堅決反對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主張。他素信學術上的派別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所以每一種學科的教員，即使主張不同，若都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就讓他們並存，令學生有自由選擇餘地。
他請提倡新文化的陳獨秀為文科學長。胡適、李大釗、李四光、錢玄同、沈尹默、劉半農、魯迅等新派人物也先後來到北大任教。
陳獨秀上任後，他不開課，專心致力於北大文科改革。他所做的第一件大事是延聘名教授，於是，提倡新文化運動的知名人士，大多薈萃於北大文科。文學革命、思想自由的風氣，遂大流行。
原由陳獨秀一人主編的《新青年》，於1918年1月改為同人刊物，成立了編委會。編委會7人：陳獨秀、周樹人、周作人、錢玄同、胡適、劉半農、沈尹默。並規定編委輪流編輯，每人一期，周而複始。
《新青年》每出一期，就開一次編輯會，商定下一期的稿件。編委聚會地點常常在陳獨秀的寓所，陳獨秀的家無形中成了新文化運動的指揮部。12月22日，又創刊了《每周評論》。
陳、李、胡等人在《新青年》和《每周評論》上公開亮出文學革命的大旗，並把文學革命與政治革命聯係起來。北大成了全國各地青年向往的聖地。陳獨秀也成為名滿京華的新文化運動的領袖。
當時年輕的毛澤東是湖南新民學會的成員，為赴法勤工儉學來到北京。經他的嶽父楊昌濟教授介紹，到北大圖書館當助理館員，因此，毛澤東認識了陳獨秀和李大釗。
毛澤東寫過一篇《體育之研究》的文章，登在《新青年》上。《新青年》對於當時年輕的毛澤東來說，影響是巨大的。他第一次見到陳獨秀時就是這樣說給陳獨秀的：
“湖南長沙的青年學生很愛讀《新青年》，在它的影響下，長沙成立了新民學會。”
陳獨秀聽了非常高興，說道：
“湖南人喜歡吃辣椒，提倡新文化，也是火辣辣的，好！好！”
從此，毛澤東、陳獨秀便開始了最初的革命交往。北京箭杆胡同的陳獨秀寓所，毛澤東也成了常客。但陳獨秀和毛澤東都是各有個性的人物。
同時，陳獨秀年齡又長於毛澤東，所以，他們的最初交往中，也常伴隨著矛盾。毛澤東在北大圖書館當助理館員時，曾經和陳獨秀發生過一件不愉快的事：陳獨秀堅持要改毛澤東的文章，而毛澤東執意以自己的本文發表。這也可能是中國共產黨的兩個締造人之一惟一的一次關於非政黨問題的爭吵。
當時陳獨秀在“五四”前夕在《每周評論》上發表了《20世紀俄羅斯的革命》一文，這時他的思想開始轉向科學社會主義。李大釗在中國宣傳馬列主義是第一人，他在1918年下半年即連續發表了《論法俄革命之比較觀》《庶民的勝利》等論文，滿腔熱忱地謳歌社會主義革命，讚揚馬克思、列寧的業績。
李大釗、陳獨秀在《每周評論》和《新青年》上發表的宣傳社會主義革命的文章或譯文，主要內容有三個方麵：
一是宣傳十月革命的偉大意義，報道戰後德國、匈牙利等國無產階級革命及東方民族解放運動的高漲形勢；二是摘譯發表馬克思、恩格斯的《共產黨宣言》，介紹科學社會主義；三是報道國內勞動狀況，如北京男女傭工、河南修武煤礦、唐山煤廠、山東東平縣佃戶等地勞動者的生活狀況。
陳獨秀的鋒芒畢露不可避免地引起了一股反對勢力。而這些勢力往往有著政治上的靠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