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是一個長期處於封建主義統治的國家，鬼神之說是頗為盛行的。辛亥革命失敗後，反動派除提倡尊孔讀經外，還大力宣揚鬼神之說。1917年秋，上海便有一幫封建文人籌劃創建迷信團體。他們在當年十月正式開設了“盛德壇”，成立了“上海靈學會”，並出版《靈學叢誌》（這個雜誌從1918年1月創刊至1920年9月，共出二卷十八期，第一卷一到十期為月刊，以後不定期出版）。他們聲稱，靈學會“專研究人鬼之理，仙佛之道，以及立身修養種種要義”，並說：“靈學者，實為凡百科學之冠，可以046智慧、增道德、養精神、通天人。《易》言‘知鬼神之情狀，其惟聖人乎！’則靈學者，即謂之聖學可也。”（《靈學叢誌》一卷三期：《餘冰臣先生書》）他們竟狂言：“鬼神之說不張，國家之命運遂促！”
封建專製政治和鬼神迷信思想有著密切關係，因此上海這一幫講鬼話的封建文人在十裏洋場興起一股妖風之後，立即得到當權者及封建專製維護者的支持。黎元洪曾為《靈學叢誌》題詞，清廢帝溥儀的老師、英國人莊士敦也正式交款參加了靈學會，嚴複也致函“靈學會”會長兼《靈學叢誌》主編表示支持，並說：“叢誌拾冊，分表知交，半日而盡，則可知此事研究，為人人之所讚成明矣。”（《靈學叢誌》一卷二期：《嚴幾道先生書》）對於這樣一股妖風，當然不能為高揭民主和科學大旗的《新青年》所容忍。
這樣，《新青年》創辦後不久，便展開了一場和有鬼論的鬥爭。
1918年5月出版的《新青年》第四卷第五號上，陳大齊、陳獨秀、錢玄同、劉半農等人，都發表了專文或雜感，針對《靈學》進行了批判。同年十月，魯迅對此問題發表的隨感錄，則在實際上為這次爭論作了科學的總結。
陳大齊的《辟靈學》，抓住了乩文的一些破綻，指出其荒唐可笑。例如，乩文上的“周末諸子居然能作七絕詩，孟軻且能作大草”，而周代並沒有七絕詩，草書則在東晉以後，這不就明白看出，所謂“周末諸子”“孟軻”，不都是扶乩者的作偽嗎？
《辟靈學》還根據生物學和心理學的一些原理，舉出許多事實，論證了乩文並非“聖賢仙佛”所為，指出：“扶乩所得之文，確是扶者所作。有意作偽者，出自扶者意識之我，無意作偽者，出自扶者下意識之我。”
《靈學》第一期上，有一個名叫丁福保的，寫了一篇《我理想中之鬼說》，硬說：人死了變鬼，鬼是有形有質的，人的眼睛雖然看不見，但禽獸是能看見的。針對這個荒唐的說法，《辟靈學》加以反駁說：禽獸能見鬼，你丁先生是怎樣知道的呢？動物有心理作用，並不是人能夠直接知道的，而是靠觀察動物的外形動作而推知其心理狀態的。因此，禽獸見鬼，並不是你丁先生所能知道的。你怎麼能作出這樣荒唐的結論呢？
陳獨秀寫了《有鬼論質疑》，隻有六百多字。這篇短文向有鬼論者提出了八個使他們無法回答的問題。例如，他向有鬼論者問道：人如有鬼，那麼一切生物皆應有鬼，但是，為什麼現在有鬼論者，“隻見人鬼，不見犬馬之鬼耶？”
錢玄同和劉半農，以隨感錄的形式，列舉了《靈學》的謬論。錢著重指出了乩文中回答音韻的荒唐可笑；劉列舉了九條破綻，指出《靈學》係“奸民作偽，用以欺人牟利”。他們對20世紀的中國出現這樣的怪現象表示了極大的憤慨，劉罵提倡“靈學”的人是“妖孽”，錢向青年號召說：“青年啊！如果你還想在20世紀做一個人，你還想中國在20世紀算一個國，你自己承認你有頭腦，你自己還想研究學問；那麼，趕緊鼓起你的勇氣，奮發你的毅力，剿滅這種最野蠻的邪教和這班興妖作怪胡說八道的妖魔！”
接著，易白沙在《新青年》五卷一號上發表《諸子無鬼論》一文，介紹了中國曆史上王充等人的無鬼論學說，指出：“鬼神之勢大張，國家之運告終。證以曆史，自三代以至清季，一部二十五史，莫不如是。蓋大可懼之事也。”他論述封建專製和鬼神迷信的關係說：“吾國鬼神，盛於帝王，古代文化，亦借鬼神以促其演進……一部二十五史，捍禦強敵，幾乎無代不以鬼神為武器。君權神權，關係密切。”
科學究竟勝於玄學。經過無鬼論的宣傳和對有鬼論的鬥爭，1918年由《靈學》刮起的一陣妖風，不敢再在新文化的論壇上興起了。
1918年10月，魯迅在《新青年》五卷四號上，以《隨感錄》的形式，為這次鬥爭作了科學的總結。他說：“現在有一班好講鬼話的人，最恨科學，因為科學能教道理明白，能教人思路清楚，不許鬼混，所以自然而然的成了講鬼話的人的對頭。”又說：“據我看來，要救治這幾至國亡種滅的中國，那種‘孔聖人、張天師傳言由山東來’的方法，是全不對症的，隻有這鬼話的對頭的科學！――不是皮毛的真正科學！”
破和立，是辯證的統一。要徹底破除迷信，必須使真正的科學興旺發達起來。
在自然科學的傳播上，魯迅也是一個典範。他在1903年就寫了《說钅日（音日，即鐳）》和《中國地質略論》：前者通過對最新發現的放射性活動的介紹，描繪出一幅充滿著運動著物質的唯物主義世界的構圖。後者則介紹了康德――拉卜拉司的星雲說，“昔德儒康德Kant唱星雲說，法儒拉布位Laplace和之”，魯迅在介紹這個學說時，把整個世界（自然和人類）看作一個不斷演變的過程。
同年，魯迅還和別人合編了《中國礦產誌》（1906年7月普及書店初版），用章回體譯述了法國科學小說家儒勒？凡爾納的《月界旅行》（10月由東京進化社初版）、《地底旅行》（頭兩回載十二月《浙江潮》月刊第十期，未刊完，1906年3月南京啟新書局印行）。
1907年，魯迅又寫了《人之曆史》和《科學史教篇》：前者介紹了近代各家重要生物學者的貢獻，闡發了唯物主義的自然觀。後者闡述了科學與哲學的發展，著重指出生產實踐和科學之間的聯係，反對人們脫離科學去“思理孤運”：“社會之事繁，分業之要起，人自不得不有所專，相互為援，於以兩進。故實業之蒙益於科學者固多，而科學得實業之助者亦非鮮。今試置身於野人之中，顯鏡衡機不俟言，即醇酒玻璃，亦不可致，則科學者將何如，僅得運其思理而已。思理孤運，此雅典及亞曆山德府科學之所以中衰也。”
列寧指出：“在歐洲全部近代史中，特別是18世紀末葉，在進行了反對一切中世紀廢物、反對農奴製和農奴製思想的決戰的法國，唯物主義成為惟一徹底的哲學，它忠於一切自然科學學說，仇視迷信、偽善行為及其他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