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1章 天安門前爭國權!五四狂飆孕新生(5)(1 / 3)

陳獨秀曾說《青年》雜誌“批評時政,非其旨也”,但實際上,這是不可能的。既然要效法法蘭西革命,就不能不批評封建專製製度。因此,到了1916年2月,陳就在《吾人最後之覺悟》一文中說:“吾人既未能置身政治潮流以外,則開宗明義第一章,即為決擇政體良否問題。”又說:“吾國欲圖世界的生存,必棄數千年相傳之官僚的專製的個人政治,而易以自由的自治的國民政治也。”這裏所指的“自由的自治的國民政治”,即資產階級的共和立憲製。

建立資產階級共和國,這是當時啟蒙思想家們的共同方案。陳獨秀如此,李大釗也是如此。1917年2月,俄國發生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沙皇製度被推翻。陳獨秀和李大釗都曾著文論述這次革命。他們都以民主主義者的立場,希望這次革命能夠促起中國人民的覺悟,使資產階級共和國在中國實現。李大釗於1917年3月29日發表的《俄國大革命之影響》一文說:“今以俄人莊嚴璀璨之血,直接以洗滌俄國政界積年之宿穢者,間接以灌潤吾國自由之胚苗,使一般官僚耆舊,確認專製之不可複活,民權之不可複仰,共和之不可複毀,帝政之不可複興。”又說:“俄國此次革命之成功,未始不受吾國曆次革命之影響。今吾更將依俄國革命成功之影響,以厚我共和政治之勢力。”

對於實現資產階級共和製度,啟蒙思想家們的態度是堅決的。但是,怎樣實現共和,基礎和上層建築是怎樣的一種關係?中國何以未能實現共和?他們卻不能作出圓滿的回答。

1916年11月間,陳獨秀在《我之愛國主義》一文中說:“欲圖根本之救亡,所需乎國民性質行為之改善。”差不多同時間內,他又在《憲法與孔教》一文中說:“蓋倫理問題不解決,則政治學術,皆枝葉問題。”把政治看做枝葉問題,在這裏,陳獨秀顯然不懂得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以及文化思想和政治、經濟之間的辯證關係。

基於上述的理解,陳獨秀在《我之愛國主義》中提出了六個字,作為根本的救亡之道。這六個字就是:勤、儉、廉、潔、誠、信。陳在“潔”的解釋中,竟把消除“公共衛生,國無定製;痰唾無禁,糞穢載途”的現象,作為救亡之道,這就很接近胡適後來所謂“五鬼鬧中華”的提法了。在“誠”字的解釋中,他還說:“吾願愛國之士,無論維新守舊帝黨共和,皆本諸良心之至誠,慎厥終始,以存國民一線之人格。”抽象的談“誠”,而且要改良派、反革命派、革命派都一樣的“至誠”,這簡直太天真了。顯然,陳獨秀並沒有認清共和的主要敵人,並沒有找到根本的救亡之道。

1917年3月,陳獨秀又分析共和不能實現的原因說:“共和建設之初,所以艱難不易實現,往往複反專製或帝製之理由,乃由社會之惰力,阻礙新法使不易行,非共和本身之罪也。其阻力最強者,莫若守舊之武人(例如中國北洋派軍人張勳等)及學者(例如中國保皇黨人康有為等)。”

在這裏,陳獨秀沒有提到中國人民最主要的敵人――帝國主義,但已把北洋軍閥列為推行共和之“阻力最強者”,算是比“勤、儉、廉、潔、誠、信”的提法,前進了一步。

但是,如何解決和北洋軍閥的矛盾呢?陳獨秀在1918年7月間所寫的《今日中國之政治問題》一文提出了一個方案。這個方案要求:首先,勸說北洋和西南各派軍閥放棄武力政治;其次,實行“北洋、國民、進步三黨平分政權的辦法”。顯然,這個主張更是行不通的,也是很可笑的。

陳獨秀所以提出這樣的方案,是和他對人民群眾的輕視分不開的。他認為人民群眾中的多數並不讚成共和。他於1917年5月間在北京神州學會的講演中說:“袁世凱要做皇帝,也不是妄想。他實在見得多數民意相信帝製,不相信共和,就是反對帝製的人,大半是反對袁世凱做皇帝,不是真心從根本上反對帝製。”這當然是唯心主義的估計,完全不符合“民主共和國”的口號深入人心的實際情況。

陳獨秀既然對人民群眾作出如是的估計,當然就談不到如何發動和組織群眾,用革命的方法推翻封建軍閥反動統治的問題了。

第一,認不清中國人民最主要的敵人是帝國主義;第二,輕視人民群眾,不能把廣大群眾發動和組織起來。這是中國資產階級民主派的兩大弱點。中國革命的先行者、中國資產階級傑出的政治家孫中山,有此弱點;“五四”前的啟蒙思想家們,也有類似的弱點。

因此,“五四”前的啟蒙思想家們,雖然熱情地歌頌了“法蘭西文明”,憧憬著“自由、平等、博愛”的共和國,但是他們卻不能把它實現在中國的土地上,他們在一個時間內也沒有找到不能實現的真正原因:

第一,法國資產階級革命,正是由於廣大群眾的推動與參加,才比較徹底地推翻了封建勢力的統治,建立了資產階級共和國。正如恩格斯所指出,在英法資產階級革命中,“都是農民提供了戰鬥部隊”。列寧在論述資產階級革命時,也指出:“資產階級在當時的經濟政治發展的階段上,資產階級相信它的利益同農民的利益的協調,不擔心自己統治的鞏固性,而同農民結成了聯盟。”

在中國,由於具體的經濟政治條件,並沒有出現法國大革命時期的那樣的資產階級。“五四”前夕的工農群眾鬥爭雖然不絕如縷,但是中國資產階級卻無力把這些鬥爭領導起來。與此相適應,中國啟蒙運動的倡導者也缺乏法國啟蒙學者的那種水平。

第二,中國不能實現資產階級共和國,還由於帝國主義的不允許。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從完全意義上講的)興起的時候,世界資本主義已經發展到帝國主義階段,它和發生在資本主義上升年代的法國資產階級革命不同。國際帝國主義瓜分中國,絕不允許中國建立資產階級專政的共和國。正如毛澤東所說:“要在中國建立資產階級專政的資本主義社會,首先是國際資本主義即帝國主義不容許。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反對中國獨立,反對中國發展資本主義的曆史,就是中國的近代史。曆來中國革命的失敗,都是被帝國主義絞殺的,無數革命的先烈,為此而抱終生之恨。”

有鬼還是無鬼

《新青年》除追求民主外,另一個口號是提倡科學。科學,即賽先生(Science),主要是指自然科學。

科學和迷信不兩立。意大利天文學家布魯諾因觸犯宗教的“禁區”,被宗教裁判所判處“火刑”。

中國雖然沒有出現過文藝複興時代的那樣獻身科學的“巨人”。但是,人民群眾中因破除迷信,觸犯“天條”,褻瀆“神靈”,而被處死的,卻大有人在。

鬼神之說,起源於原始社會,因為那時人們處於蒙昧狀態,對於許多自然現象無法解釋。刮風是天神在呼吸,打雷是天神在擊鼓,地震是鼇魚在轉身,磷光是幽靈在燃火(即鬼火)。曆代封建統治者利用了和發展了這種鬼神之說,使之更加係統化、宗教化,給廣大人民群眾套上了一副沉重的迷信枷鎖,而便於他們的反動統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