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獨秀曾說《青年》雜誌“批評時政，非其旨也”，但實際上，這是不可能的。既然要效法法蘭西革命，就不能不批評封建專製製度。因此，到了1916年2月，陳就在《吾人最後之覺悟》一文中說：“吾人既未能置身政治潮流以外，則開宗明義第一章，即為決擇政體良否問題。”又說：“吾國欲圖世界的生存，必棄數千年相傳之官僚的專製的個人政治，而易以自由的自治的國民政治也。”這裏所指的“自由的自治的國民政治”，即資產階級的共和立憲製。
建立資產階級共和國，這是當時啟蒙思想家們的共同方案。陳獨秀如此，李大釗也是如此。1917年2月，俄國發生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沙皇製度被推翻。陳獨秀和李大釗都曾著文論述這次革命。他們都以民主主義者的立場，希望這次革命能夠促起中國人民的覺悟，使資產階級共和國在中國實現。李大釗於1917年3月29日發表的《俄國大革命之影響》一文說：“今以俄人莊嚴璀璨之血，直接以洗滌俄國政界積年之宿穢者，間接以灌潤吾國自由之胚苗，使一般官僚耆舊，確認專製之不可複活，民權之不可複仰，共和之不可複毀，帝政之不可複興。”又說：“俄國此次革命之成功，未始不受吾國曆次革命之影響。今吾更將依俄國革命成功之影響，以厚我共和政治之勢力。”
對於實現資產階級共和製度，啟蒙思想家們的態度是堅決的。但是，怎樣實現共和，基礎和上層建築是怎樣的一種關係？中國何以未能實現共和？他們卻不能作出圓滿的回答。
1916年11月間，陳獨秀在《我之愛國主義》一文中說：“欲圖根本之救亡，所需乎國民性質行為之改善。”差不多同時間內，他又在《憲法與孔教》一文中說：“蓋倫理問題不解決，則政治學術，皆枝葉問題。”把政治看做枝葉問題，在這裏，陳獨秀顯然不懂得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以及文化思想和政治、經濟之間的辯證關係。
基於上述的理解，陳獨秀在《我之愛國主義》中提出了六個字，作為根本的救亡之道。這六個字就是：勤、儉、廉、潔、誠、信。陳在“潔”的解釋中，竟把消除“公共衛生，國無定製；痰唾無禁，糞穢載途”的現象，作為救亡之道，這就很接近胡適後來所謂“五鬼鬧中華”的提法了。在“誠”字的解釋中，他還說：“吾願愛國之士，無論維新守舊帝黨共和，皆本諸良心之至誠，慎厥終始，以存國民一線之人格。”抽象的談“誠”，而且要改良派、反革命派、革命派都一樣的“至誠”，這簡直太天真了。顯然，陳獨秀並沒有認清共和的主要敵人，並沒有找到根本的救亡之道。
1917年3月，陳獨秀又分析共和不能實現的原因說：“共和建設之初，所以艱難不易實現，往往複反專製或帝製之理由，乃由社會之惰力，阻礙新法使不易行，非共和本身之罪也。其阻力最強者，莫若守舊之武人（例如中國北洋派軍人張勳等）及學者（例如中國保皇黨人康有為等）。”
在這裏，陳獨秀沒有提到中國人民最主要的敵人――帝國主義，但已把北洋軍閥列為推行共和之“阻力最強者”，算是比“勤、儉、廉、潔、誠、信”的提法，前進了一步。
但是，如何解決和北洋軍閥的矛盾呢？陳獨秀在1918年7月間所寫的《今日中國之政治問題》一文提出了一個方案。這個方案要求：首先，勸說北洋和西南各派軍閥放棄武力政治；其次，實行“北洋、國民、進步三黨平分政權的辦法”。顯然，這個主張更是行不通的，也是很可笑的。
陳獨秀所以提出這樣的方案，是和他對人民群眾的輕視分不開的。他認為人民群眾中的多數並不讚成共和。他於1917年5月間在北京神州學會的講演中說：“袁世凱要做皇帝，也不是妄想。他實在見得多數民意相信帝製，不相信共和，就是反對帝製的人，大半是反對袁世凱做皇帝，不是真心從根本上反對帝製。”這當然是唯心主義的估計，完全不符合“民主共和國”的口號深入人心的實際情況。
陳獨秀既然對人民群眾作出如是的估計，當然就談不到如何發動和組織群眾，用革命的方法推翻封建軍閥反動統治的問題了。
第一，認不清中國人民最主要的敵人是帝國主義；第二，輕視人民群眾，不能把廣大群眾發動和組織起來。這是中國資產階級民主派的兩大弱點。中國革命的先行者、中國資產階級傑出的政治家孫中山，有此弱點；“五四”前的啟蒙思想家們，也有類似的弱點。
因此，“五四”前的啟蒙思想家們，雖然熱情地歌頌了“法蘭西文明”，憧憬著“自由、平等、博愛”的共和國，但是他們卻不能把它實現在中國的土地上，他們在一個時間內也沒有找到不能實現的真正原因：
第一，法國資產階級革命，正是由於廣大群眾的推動與參加，才比較徹底地推翻了封建勢力的統治，建立了資產階級共和國。正如恩格斯所指出，在英法資產階級革命中，“都是農民提供了戰鬥部隊”。列寧在論述資產階級革命時，也指出：“資產階級在當時的經濟政治發展的階段上，資產階級相信它的利益同農民的利益的協調，不擔心自己統治的鞏固性，而同農民結成了聯盟。”
在中國，由於具體的經濟政治條件，並沒有出現法國大革命時期的那樣的資產階級。“五四”前夕的工農群眾鬥爭雖然不絕如縷，但是中國資產階級卻無力把這些鬥爭領導起來。與此相適應，中國啟蒙運動的倡導者也缺乏法國啟蒙學者的那種水平。
第二，中國不能實現資產階級共和國，還由於帝國主義的不允許。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從完全意義上講的）興起的時候，世界資本主義已經發展到帝國主義階段，它和發生在資本主義上升年代的法國資產階級革命不同。國際帝國主義瓜分中國，絕不允許中國建立資產階級專政的共和國。正如毛澤東所說：“要在中國建立資產階級專政的資本主義社會，首先是國際資本主義即帝國主義不容許。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反對中國獨立，反對中國發展資本主義的曆史，就是中國的近代史。曆來中國革命的失敗，都是被帝國主義絞殺的，無數革命的先烈，為此而抱終生之恨。”
有鬼還是無鬼
《新青年》除追求民主外，另一個口號是提倡科學。科學，即賽先生（Science），主要是指自然科學。
科學和迷信不兩立。意大利天文學家布魯諾因觸犯宗教的“禁區”，被宗教裁判所判處“火刑”。
中國雖然沒有出現過文藝複興時代的那樣獻身科學的“巨人”。但是，人民群眾中因破除迷信，觸犯“天條”，褻瀆“神靈”，而被處死的，卻大有人在。
鬼神之說，起源於原始社會，因為那時人們處於蒙昧狀態，對於許多自然現象無法解釋。刮風是天神在呼吸，打雷是天神在擊鼓，地震是鼇魚在轉身，磷光是幽靈在燃火（即鬼火）。曆代封建統治者利用了和發展了這種鬼神之說，使之更加係統化、宗教化，給廣大人民群眾套上了一副沉重的迷信枷鎖，而便於他們的反動統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