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推倒迂晦的艱澀的山林文學，建設明了的通俗的社會文學。
這樣，《文學革命論》提出的問題，已經不是僅限於文體，而是接觸到內容了。
在討論中，表現最激烈的是錢玄同。
錢玄同是一個激烈的語言文字改革者。他以“疑古”為號，表示對傳統文化的堅決否定。他在《新青年》上發表《中國今後之文字問題》，提出廢漢文和廢漢語的主張。他說：“欲使中國民族為二十世紀文明之民族，必以廢孔學、滅道教為根本之解決，而廢記載孔門學說及道教妖言之漢文，尤為根本解決之根本解決。”
錢在這裏雖然缺乏曆史主義的分析，但他的改革精神，是值得肯定的。
把內容和形式結合得很好的，仍然是魯迅。《狂人日記》《孔乙己》《藥》等白話文小說的陸續出現，作出了典範，顯示了“文學革命”的成果。這些小說，“頗激動了一部分青年讀者的心。”
這時（1918年），李大釗也開始用白話文寫作，他的《今》《新的！舊的》兩篇著名論文，都是用白話寫的。他還開始用白話寫了一首《山中即景》的短詩，登在《新青年》五卷三號上。詩的原文是：
是自然的美，
是美的自然；
絕無人跡處，
空山響流泉。
雲在青山外，
人在白雲內；
雲飛人自還，
尚有青山在。
這是描寫他的家鄉昌黎五峰山的情景，讀來給人一種清新、樸實、自然的快感，是自然的白話，是白話的自然，讓人覺得新詩的可愛。
除以上所舉外，當時積極讚助白話文的，還有劉半農。他在1917年3月就發表有《我之文學改良觀》一文。在1918年參加《新青年》編輯部後，他的作品主要是白話詩。
新文化運動興起了。但由於這個運動沒有和政治革命相結合，因此還沒有引起敵對方麵的注意。新文學家們“目桐城為謬種，選學為妖孽”，可是“桐城”和“選學”卻置之不理。這種情況，使新文學家們不免感到寂寞。為了引起敵對者重視，《新青年》同人不得不由錢玄同和劉半農扮演了一出雙簧戲。
1918年3月，錢玄同化名王敬軒，在《新青年》上發表通信，用文言文的形式，以封建文人的口氣，把反對新文學的主張一一羅列出來，表示對新文學的進攻（這封信用小號字體排印）。就在這封信的後麵，劉半農作了一篇長達近萬言的回答，對“王敬軒”的來信逐段（共分八段）進行了駁斥（這個回答是用大號字體排印的）。
新文學家們煞費苦心扮演的這場鬥爭，雖然也引起了一些反映（例如《新青年》的通信欄中有崇拜“王敬軒”者，也有反對“王敬軒”者），但是仍然沒有引起那些“桐城”“選學”大師們的重視。
這種狀況，到了1918年底和1919年初，文化革命和政治運動相彙合的時候，就有所改變了。那時，“新舊思潮的大激戰”，已使新文學家們無寂寞之感了。
百家爭鳴
社會曆史當發展到一個新的轉折點時，隨著經濟、政治關係的變動，文化思想上也必然會出現一個百家爭鳴的局麵。而每一次的百家爭鳴，又推動了科學的進步和社會的發展。
春秋戰國時期，中國曆史上出現過百家爭鳴的局麵。當時，諸子百家，學派林立，爭辯不已。
西歐的資產階級革命和文藝複興運動，也先後在意大利、英國、法國等地造成了百家爭鳴的局麵。恩格斯稱那時“是一個需要巨人而且產生了巨人――在思維能力、熱情和性格方麵，在多才多藝和學識淵博方麵的巨人的時代”。
五四時期是中國近代曆史的一個轉折點，即由舊民主主義革命到新民主主義革命的轉折點。這時，中國的資本主義經濟已有了進一步的發展，新的政治力量――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政治力量，也有了相應的發展。而作為它們的反映並為它們服務的新文化，是必然要發生的。
但是，五四啟蒙運動既不同於意大利的文藝複興，也不同於法國的啟蒙運動。因為，它不僅是資產階級領導的舊民主主義革命（辛亥革命）的思想上的補課，而且又是無產階級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序曲。它和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新紀元銜接起來了。
因此，中國五四時期的百家爭鳴局麵，更顯出了它的複雜局麵。可以明顯地看出這樣兩個階段：
“五四”前的啟蒙運動，是資產階級的“新學”和封建主義的“舊學”之爭。
“五四”後，即十月革命傳入馬克思主義之後，雖仍然是“新”“舊”之爭，但是“新”的中間，卻是百說雜陳了，有民主主義，也有社會主義；有馬克思主義，也有修正主義；有國家主義，也有無政府主義等等。當然，曆史最後宣判，隻有馬克思主義才能救中國。
但是，我們不應割斷曆史。正是“五四”前的啟蒙運動，特別是北京大學的兼容並包所創造的百家爭鳴局麵，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開辟了道路。
北京大學的前身，是京師大學堂，創立於1898年（光緒二十四年）。當時入學者，為出身於舉人、進士的京官，校舍在馬神廟公主府。八國聯軍侵占北京時，一度停辦。辛醜後，續辦，並增設速成科，分仕學、師範兩館。1903年（光緒二十九年），又增設進士館（在太仆寺街）、譯學館（在北河沿）、醫學館（在後孫公園）等。清末宣統年間，改辦分科大學，設有經、法、文、農、工、商、格知等科。
1912年（民國元年），京師大學堂改為北京大學，除經科歸並文科外，餘仍照辦，（1914年，農科改為農業專門學校）。1916年，建寄宿舍於漢花園（旋改為教室）。
從1912年至1916年，先後任北京大學校長者有嚴複、馬良、何時、胡仁源等。曆年各科畢業生數目如下：
蔡元培於1917年任北大校長後，將工科進入北洋大學，商科停辦（商業學隸於法科）。這樣，北京大學便逐步成為文、理、法三科。1919年，廢去文、理、法各科名目，改稱第一院、第二院、第三院，采用分係製。第一院在漢花園，第二院在馬神廟，第三院在北河沿。這時，學生人數有很大增加，1912年學生注冊人數為800多人，而1919年則達到2000多人。教員人數也有很大的增長，1912年教員人數為53，而1918年則增長到217人。
蔡元培對北京大學的重要改革是：
1.提倡學術研究。
1917年以前的北京大學，仍沿襲著京師大學堂的舊傳統，不是一個研究學術的機關，而是一個謀求升官發財的階梯。由於開辦時收的學生是“京官”，所以學生一向都被稱為“老爺”。有人回憶說：當時上體育課，教師發口令，也畢恭畢敬地喊：“老爺，向右轉！老爺，向左轉！”而監督和教員則被稱為“中堂”或“大人”。學生對教員的評價，不是看學術水平，而是看他在政府中的官階。因為老師有地位，學生畢業後才有靠山。在這種情況下，學生在預科畢業後，願入法科，而不願入文科。教員在這裏也多是敷衍塞責，上課時照讀一遍第一次的講義，不管學生聽與不聽；考試時把題目和範圍告訴學生，以避免學生的懷恨和顧全自己的體麵。教員中很少有研究學問的習慣。
蔡元培到校後，首先針對這些陋習加以改革。他在就任的演說中，便對學生以“抱定宗旨”“砥礪德行”“敬愛師友”三事相勉。他在解釋“抱定宗旨”時說：“大學者，研究高深學問者也……諸君須抱定宗旨，為求學而來。入法科者，非為做官；入商科者，非為致富。宗旨既定，自趨正軌。諸君肄業於此，或三年，或四年，時間不為不多，苟能愛惜分陰，孜孜求學，則其造詣，容有底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