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時，猛烈攻擊封建禮教比較出名的人物，還有吳虞。吳虞（1872-1949年），四川新繁人，早年留學日本，長期在成都教書，並在報上不斷發表文章。1916年12月，他將自己的文章《家族製度為專製主義之根據論》，由成都寄給陳獨秀，向《新青年》投稿，並給陳寫了一封長信，表明自己的見解。陳對吳很賞識，稱他為“蜀中名宿”，並把他的文章刊登在《新青年》第二卷第六號上。吳虞對《新青年》能夠發表自己的文章，感覺很榮幸，他在1917年3月25日的日記中寫道：“餘之非儒及攻家族兩種學說今得播於天下，私願甚慰矣。”此後，他便在《新青年》上不斷發表文章。《新青年》三卷四號發表了吳的《儒家主張階級製度之害》，同時也發表了他妻子吳曾蘭（香祖）所寫的《女權平議》，他非常高興。在1917年9月初5日的日記中，他寫道：“《新青年》三卷四號一本，有餘之《儒家主張階級製度之害》一篇，香祖《女權平議》一篇。香祖文後獨秀識語雲：‘此文作者吳女士，即又陵吳先生之夫人也’。可謂特別標識。”吳的文章，猛烈攻擊封建家族製度和孔子學說，特別對儒家提倡的孝、弟予以無情的鞭斥。他認為“儒家以孝、弟二字為二千年來專製政治家族製度聯結之根”，因而使中國社會長期停滯於宗法社會，而不能前進。
吳虞早年思想，受老莊和李卓吾影響很多。他自向《新青年》投稿，參加新文化運動後，又受有魯迅的影響。例如，他在《新青年》六卷六號（1919年11月1日）上發表的《吃人與禮教》，便是看了魯迅的《狂人日記》（《新青年》四卷五號，1918年5月）後引起共鳴而寫的。吳虞說：“他（指魯迅）這日記，把吃人的內容和仁義道德的表麵看得清清楚楚。那些戴著禮教假麵具吃人的滑頭伎倆，都被他把黑幕揭破了。我現在試舉幾個例來證明他的說法”。
吳虞發表的激烈言詞，曾震動一時，在思想界起了一定的影響，陳獨秀說他是“蜀中名宿”；胡適說他是“四川省隻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
反對封建八股
八股文是15世紀到18世紀中國封建皇朝考試製度所規定的一種特殊文體。
清代科舉，沿襲前朝，以四書、五經和八股文體為標準，分三級進行考試。每三年舉辦一次。縣、府一級稱院試，被錄取者稱秀才。省一級稱鄉試，秀才有資格參加鄉試，被錄取者稱舉人。各省舉人到北京參加最高級考試，被錄取者稱進士。進士的第一名稱狀元，第二名稱榜眼，第三名稱探花。凡是考中舉人和進士的人，就可以做官和享有社會特權。
因此，那時的知識分子都是讀四書、五經之類的孔夫子的教條。凡是違背這些教條的，就要被輕視、被申斥，甚至進“文字獄”。
那時的學者，在清初還是有些成就的，但從雍正、乾隆年間大興“文字獄”，實行殘酷的文化專製主義後，學術的發展就停滯了。“避席畏聞文字獄，著書隻為稻粱謀”。與此相連，是考據學的興起。如魯迅所說：“清初學者，是縱論唐宋，搜討前明遺聞的。文字獄後，乃專事研究錯字，爭論生日，變了‘鄰貓生子’的學者”。
清代八股文，不僅盛行於科舉士人間，而且影響當時的文壇日趨摹古。雍正、乾隆年間，形成桐城古文派（以方苞、姚鼐為代表）。這一派主張“文以載道”，崇尚以“詞章”宣揚“義理”，凡不合乎孔夫子的教條的，都不必寫。這一派以唐宋以來古文派的正統自居，流行一時，成為清代封建文學思想的主要流派。和桐城派的散文相適應，還有“文選”（昭明文選）派的駢體文，刻意摹仿古典，濫用對偶排比，堆砌詞藻典故。
俗儒好尊古，
日日故紙研。
六經字所無，
不敢入詩篇。
古人棄糟粕，
見之口流涎。
沿習甘剽竊，
妄造叢罪愆。
這是清末倡導“詩界革命”的維新派名詩人黃遵憲在《人境廬詩草》中詠的幾句詩，可說是切中時弊。“六經字所無，不敢入詩篇”，凡是孔夫子沒有講過的話，都不能寫進自己的詩文，這是多麼嚴重的蒙昧教條啊！而這確實是當時的實際情況。
清末以來，要求變革的誌士仁人，早不滿意這種蒙昧狀況。黃遵憲提出：“我手寫我口，古豈能拘牽，即今流俗語，我若登簡篇，五千年後人，驚為古斑爛”。革命派陳天華則用通俗流暢的白話文體寫出《猛回頭》《警世鍾》等那樣婦孺皆能上口的宣傳文字：“拿鼓板，坐長街，高聲大唱”（《猛回頭》）。
清末也有人創製官話字母，提倡拚音文字，還有些人編了《白話報》、《白話叢書》（編者裘廷梁），提倡用白話文代替文言文。不過，這些影響都不很大。
《新青年》創辦時，其文學作品以翻譯、介紹為主，大多是托爾斯泰（俄）、屠格涅夫（俄）、左拉（法）、易卜生（挪威）、王爾德（英）的作品，又由於用晦澀的文言文表達，所以影響也不夠大。
1917年1月，胡適在《新青年》第二卷第五號上發表《文學改良芻議》。2月，陳獨秀在第二卷第六號上發表《文學革命論》。大約從這時開始，《新青年》展開了關於“文學革命”的討論。
胡適在留學期間，便不斷向《新青年》投稿。1916年10月，他在寄《新青年》編者的信中，提出“文學革命”須從八事入手，即：不用典，不用陳套語，不講對仗（文當廢駢，詩當廢律），不避俗字俗語，須講求文法之結構，不摹仿古人，須言之有物。
接著，胡適將這八條，寫成《文學改良芻議》，發表在1917年1月出版的《新青年》上，文字和順序略有變動，但基本上還是那八條。1918年4月，胡適在《新青年》上發表《建設的文學革命論》，又將這八條名之為“八不主義”。
從以上的八條看來，胡適所說的“文學革命”，實際上隻限於文體上的改革。這一點，他自己也講得很清楚：“我的‘建設文學論’的唯一宗旨隻有十個大字：‘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我們所提倡的文學革命，隻是要替中國創造一種國語的文學。有了國語的文學，方才可有文學的國語”。1917年7月胡適回到中國後，到處演說“文學革命”，所宣講的就是這種“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
由此看來，胡適的所謂“文學革命”，就是提倡白話文的同義語。
新思想、新文學的反封建內容，需要新的形式去適應，以便於它的表達和傳播。因此，白話文的提倡是有意義的。1918年後，《新青年》和新文化界比較普遍地使用白話文，有力地促進了新思想、新文學運動的開展。而且，白話文既然能夠使語言和文字統一起來，就使文字更能為廣大的人民群眾所接受，這對於群眾性的啟蒙運動也是很有利的。
白話文有利於文學革命的開展，但提倡白話文並不一定就是文學革命。形式和內容並不是等量齊觀的。白話文的形式，適合於新思想、新文學的內容，但它也同樣可以裝進反動的東西。文言文的形式，適合於封建思想、封建文學的內容，但它也並不是絕對不能為革命思想、革命文學所利用。把問題絕對化，就必然要犯形式主義的錯誤。
1917年2月，《新青年》編者陳獨秀發表的《文學革命論》，正式舉起“文學革命”的大旗，旗上亮明了三大主義：
一、推倒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
二、推倒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建設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