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日學生在北京政府的壓力下，大部分最後雖不得不重行東渡，但這一行動在全國人民中留下的影響是很大的。
除留日學生外，在其他國家的中國留學生也有所活動。如留法學生，曾經發出反對密約通電，號召全國一致反對段祺瑞政府。再如，留美講武堂全體學生，也曾發出通電，電文中說：“生等身羈異地，心向中華，值此重大問題發生，不能不盡國民之職務，即擬舍卻學業，聯合國人，趲程南歸，共謁政府，陳說利害，務使收回成命，以挽狂瀾。”
北京的這次學生運動，是在5月下旬起來的。當留日學生代表回到北京時，即和北大學生中的活動分子鄧中夏等發生了聯係，共同商討行動計劃。5月19日，北京《大中華報》上揭載了《中日共同防敵協定》的內容，次日各報也紛紛轉載。學生們看到後都憤慨異常。5月20日晚，在北大西齋飯廳召開了群眾大會，北京其他各校學生代表也應邀出席。留日學生代表發表了演說，要求廢除賣國《協定》；北大學生代表也慷慨陳詞，響應留日學生；當場有許多人痛哭流涕，全體學生表示要和留日學生一致行動，並定於次日去總統府請願。
5月21日上午，北京大學、高等師範（北京師大前身）、高等工業專門學校、法政專門學校等校學生2000多人，前往新華門總統府請願，要求宣布並廢除《中日共同防敵協定》，情緒十分激昂，有一學生曾斷左手中指血書：“案件取消之日，為我輩生還之時。”當時北京政府的大總統是直係軍閥馮國璋。馮被迫接見了學生代表，用花言巧語欺騙學生。學生們缺乏政治經驗，聽信了馮的花言巧語，受了騙，第二天便宣告複課。這次鬥爭沒有取得什麼結果。
雖然沒有結果，運動仍然是有成績的。通過這次運動，北京和天津的學生組織起來了，北京一部分學生組織了學生救國會（初名愛國會）1918年7月間，這個組織的代表，先到天津，又會同天津代表，到濟南、南京、上海等地進行聯絡。經過一個多月的時間，學生們組織成了一個近乎全國性的學生團體――學生救國會。
學生們開始行動起來了，他們在初試鋒芒的鬥爭中受到了鍛煉，取得了經驗。
自這次運動後，北京的學生界，三五成群，課餘飯後，教室、操場、公寓、花園，無不談論著國事和報紙刊物上的文章，密切注視時局的發展。
紅樓星火
北京東城漢花園迤東，沙灘大街路北（現五四大街西端），矗立著一座四層的紅磚到頂的大樓，這就是著名的原北京大學的紅樓――李大釗和毛澤東曾經工作過的地方。
京師大學堂的最初校舍是在馬神廟公主府（現景山東街），後因校舍不夠用，才向漢花園（即沙灘附近）方麵發展。
紅樓是在1918年，即北京大學建校20周年（京師大學堂是在1898年創辦的）時建成的。
紅樓的第一層，即最下一層，主要作圖書館之用。
李大釗是在1918年1月任圖書館主任的，紅樓建成後，圖書館遷此，他即在東南角上的一間房子（圖書館主任室）裏辦公。
李大釗任圖書館主任後，特別注意擴充有關民族解放和介紹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書籍。他在擴充和介紹這些書籍中，非常注意外文原著。為此，他還率領圖書館人員去清華參觀，因為那裏“以英文書為主，中文書次之”。他很重視全校人員的外語學習，為圖書館陳列室訂購的15種報紙中，外文的（日、英）就有四種；他還是業餘法文夜校的發起人之一。
就是在這座紅樓中，李大釗團聚了一些誌趣相投的人，研究和學習馬克思主義，建立了一個學會的組織。高一涵回憶說：“五四前不到半年，守常在北京大學組織了一個研究馬克思主義的學會。我們不是用馬克思、而是用馬爾克斯這個名字，為的是要欺騙警察。他們回去報告，上司一聽研究馬爾薩斯（與馬爾克斯相混），認為這是研究人口論的，也就不來幹涉了，這個學會，先是公開的；後來就秘密起來。它的對內活動是研究馬克思學說，對外則是舉辦一些講演會。”
就是在這座紅樓中，李大釗不僅寫出了《法俄革命之比較觀》《庶民的勝利》《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新紀元》等一係列宣揚十月革命的文字，而且寫了一係列宣揚馬克思主義的文章。
1919年2月，李在《大亞細亞主義和新亞細亞主義》中，明確地提出了“民族自決”和“帝國主義”的概念。而在此以前，中國還沒有人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這樣提出問題。
同年2月，他又在《戰後之婦人問題》一文中，闡述了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學說，明確地表達了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用階級鬥爭的手段、推翻剝削製度的馬克思主義觀點。
同年5月，他主編《新青年》第六卷第五號。在這一號裏，他編排了許多介紹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學說的文章，他自己執筆寫了一篇2萬多字的《我的馬克思主義觀》，全麵地闡明了馬克思主義的三個組成部分――唯物史觀、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指出這三個部分，“都有不可分的關係，而階級競爭說恰如一條金線，把這三大原理從根本上聯絡起來。”
《我的馬克思主義觀》這篇文章雖然還夾雜著一些錯誤觀點，但它的基本內容是應該肯定的。如果說，前麵提及的關於十月革命的幾篇論文，還隻是傳播了馬克思主義的一些觀點，那麼，《我的馬克思主義觀》就成為係統地介紹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開始。
在馬克思誕辰101周年（1919年5月5日）的時候，李大釗還幫助北京《晨報》副刊開辟一個《馬克思研究》專欄。從5月5日到11月11日，6個多月的時間裏，這個專欄共發表了5種論著，其中包括：馬克思的《勞動與資本》、考茨基的《馬氏資本論釋文》；河上肇的《馬克思唯物史觀》等。
為在中國傳播馬克思主義，李大釗花費了巨大的精力，許多同輩人都能回憶起他在紅樓中孜孜不倦、辛勤勞動的情景。
欣看星星之火，
已成燎原之焰。
這是吳老（玉章）在五四運動三十一周年時為紅樓李大釗工作室所作的題詞。
飲水思源。當中國人民歡慶解放的時候，始終不能忘懷在黑暗的中國第一個高高舉起馬克思主義火炬的人。
李大釗是應永遠懷念的，紅樓也是值得永遠紀念的。
“把頭緒理出來了”
繼李大釗之後，包括陳獨秀、楊匏安、李達、李漢俊等具有初步共產主義覺悟的知識分子，也紛紛宣傳馬克思主義。
陳獨秀也拋棄了進化論，接受了階級論，他說：“我承認用革命手段建立勞動階級（即生產階級）的國家……為現代社會第一需要。”他認為“世界上的軍國主義和金錢主義已經造成了無窮的罪惡，現在是應該拋棄的了。”陳獨秀在《談政治》《社會主義批評》和《馬克思學說》等文中，積極宣傳了馬克思的剩餘價值、唯物史觀、階級鬥爭和勞工專政等學說，批判了無政府主義和第二國際。他指出：“馬克思的《共產黨宣言》自第一頁到最末頁都是解釋階級戰爭底曆史及必要的講義，可惜自稱為馬克思派的德國社會民主黨竟然忘記了！”隻有列寧領導的“俄國共產黨在名義上在實質上，都真是馬克思主義，而德國底社會民主黨不但忘記了馬克思底學說，並且明明白白反對馬克思。”陳獨秀得出的結論是：“實行無產階級革命與專政，無產階級非有強大的組織力和戰鬥力不可，要造成這樣強大的組織力和戰鬥力，都非有一個強大的共產黨做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和指導者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