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社和新潮社,是在“五四”前夕同時成立的,在青年學生中頗有影響的兩大社團。黃日葵後來(1923年)對這兩大社團作了如下的評述:“五四運動之前年,除《新青年》雜誌為教授所主持者不計外,學生方麵,有兩種大的傾向……一種傾向是代表哲學文學一方麵,另一種傾向是代表政治社會的問題方麵。前者是新潮雜誌社,後者是國民雜誌社。新潮於思想改造,文學革命上,為新青年的助手,鼓吹不遺餘力……國民雜誌社的一群,始初以反抗國際帝國主義(日本)之壓迫這點愛國的政治熱情相結合。在雜誌上可以看出他們對於政治問題,社會問題是特別注意的。他們在民國七年為軍事協約問題發起中國第一次的政治示威運動,八年他們發起五四運動,並為這運動的中堅。五四運動之後,這一群的傾向越發分明了,他們顯然是社會主義――尤其是布爾什維主義的仰慕者了……新潮社一派,隱然以胡適之先生為首領……漸漸傾向於國故整理的運動。”
平民教育講演團
在《國民》《新潮》創刊號不久,鄧康(中夏)等又在北京大學發起組織平民教育講演團,宗旨是:“增進平民知識,喚起平民之自覺心”。
平民教育講演團在1919年3月間正式成立,團員有39人,多為國民社和新潮社的社員。根據當年3月22日《北京大學日刊》登載的《平民教育講演團廣告》。
這39人,是在講演團正式成立前即加入者,以後還不斷有人繼續加入。
3月23日在馬神廟理科校長室召開的講演團成立大會上,選舉的講演團幹事是:
在“五四”前,講演團主要進行了兩次較大規模的講演活動:一次是在東便內蟠桃宮。因為那裏從4月3日至5日正舉行三天廟會,講演團便也借此機會每日午後1時至5時在此宣講。這次宣講的效果還不錯,“是時黃沙滿天,不堪張目,而其聽講者之踴躍,實出乎意料之外。惟第三日因為該廟會最終之期,故較前兩日稍少。”這次為時三日的講題,計有:《平民教育之意義》《如何求幸福?》《勤勞與知識》《大家都受教育》《賭博之害》《做一件事當一件事》《勤勞》《改良家庭》《公德》《念書的利益》《人生之要素》《空氣》《我和大家的關係》(以上第一日),《國民常識》《什麼是善?》《平民教育》《婦女教育》《家庭製度》《信用》《蟠桃宮》《迷信》《是逛廟還是來聽講呢?》《我的慈善事業》《慈善事業之批評》《什麼是我?》《結果的樹》《職業與息爭》《家庭與社會》(以上第二日),《現在的皇帝倒黴了》《迷信》《世界的國家》《都市人民當注重工商業》《愛國》《衣食住》《國民應盡之責任》《利己與利他》《平民教育》《勸勤》(以上第三日)。
另一次是在地安門外護國寺,時間是4月27日,講題計有:《互相幫助》《頭彩十萬元》《國家思想》《戒煙》《交友之益》《生屍》《權利》《天賦與人造》《平民》《判別事情的常識》《植物對於人生之利益》《什麼是國家?》《寄生蟲》《為什麼女子要守節?》。
從以上兩次的講題內容來看,似乎還是屬於一般的啟蒙教育,對於當前的形勢結合還不多,但是到了五四愛國運動爆發前後,情況就不同了。例如5月11日,講演團在東、南、西、北四城宣講所講演,就開出了這樣一係列的題目:《青島問題》、《痛史》、《朝鮮獨立》、《青島交涉失敗的原因》、《爭回青島》、《國民自決》、《報告學生團的義舉究竟為什麼?》《中國現在的形勢是怎麼樣?》《國民現時應持之態度》。
講演團在五四運動中有了很大的發展,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少年中國學會
1918年6月30日,一個在北京新聞界活動的四川人王光祈(曾任成都《群報》和《川報》駐京記者),聯合剛剛從日本留學歸來的曾琦(王的中學同學)、陳氵育(愚生)、雷寶菁(眉生)、張尚齡(夢九)以及周無(太玄,也是王的中學同學)等,在北京順治門外’()雲別墅集議,籌建少年中國學會。由於李大釗在新聞界、思想界的先驅地位和他享有的聲望,也被邀請參與活動並被列名為七個發起人之一。
王光祈在回述少年中國學會發起過程時,曾這樣寫道:
去年(1918年)留東同人歸國,首由北京會員王光祈君提出《吾黨今後進行意見書》一冊,書中曆敘同人今後進行,宜為一種有係統的有秩序的,並草擬學會規約大綱數十條。其時東京會員曾琦君等亦正有建設學會之計劃,乃先派雷寶菁君歸國接洽一切,同人意見遂歸一致。曾琦君、張尚齡君亦先後由東京歸國,乃有七年六月三十日’雲別墅之會議。雲別墅者,本會成立史中最可紀念之發祥地也。到會者為:陳君氵育、張君尚齡、周君無、曾君琦、雷君寶菁、王君光祈六人。會議結果,公推王君光祈為起草員。遂由王君光祈草擬規約數十條,複在雲別墅會議修改數次,並邀同會員李君大釗商榷一切。於是本會規約七十條全體產出。當時列名發起者,則為陳氵育、張尚齡、曾琦、李大釗、周無、雷寶菁、王光祈七人也。
為什麼要定名“少年中國”呢?這原是曾琦等人在日本時的設想,目的是學19世紀建造“少年意大利”“少年德意誌”的“少年意大利黨”“少年德意誌黨”,來建造一個“少年中國”。
不過,王光祈對“少年中國”有個解釋。看來,這個解釋還是不錯的,他說:“蓋吾人所創造作十九世紀十八世紀之少年中國,亦非二十一世紀二十二世紀之少年中國,實為適合於二十世紀思潮之少年中國。故十九世紀之‘少年意大利黨’‘少年德意誌黨’所造之‘少年意大利’‘少年德意誌’,在當時視為少年者,在今日吾人視之,則亦老大意大利、老大德意誌而已。何則?彼所創造之意大利、德意誌,固非適合於二十世紀之思潮也。同人等因個人觀察之不同,故有以英美式民主主義之組織為適合於二十世紀者,亦有以俄國式社會主義之組織為適合於二十世紀者,更有以安那其式Anarchism之組織為適合於二十世紀者。要之吾人所欲建造之‘少年中國’,為進步的,非保守的;為創造的,非因襲的;在並世國家中為少年的,而非老大的也。”
基於王的這種理解,少年中國會學的宗旨在籌備期間規定為:
一、振作少年精神;
二、研究真實學術;
三、發展社會事業;
四、轉移末世風氣。這幾條都是很抽象的,在學會正式成立時,宗旨雖又修改為“本科學的精神,為社會的活動,以創造‘少年中國’”,但仍不具體。因為,各種社會活動都是在不同的具體思想指導下進行的。
要不要確定一種主義為學會的指導思想呢?看來在籌備期間學會內部就是有爭論的。1919年1月23日,上海會員在吳淞同濟學校開會,乘會員周無、李璜將赴法國之際,請王光祈來滬籌商會務。王在會上提出有無決定主義的必要時,李璜立即發言,表示:“將來吾輩究取何種手段,同人皆宜加實研究,若對於一種新學說尚未真知灼解,便附和或痛詆,則非盲從即頑固耳。故兄弟以為對於主義有決定之必要,但今日尚非其時也。”
李璜在會上說的“新學說”,即主要指馬克思主義而言。他在自己寫的《留別少年中國學會同人》一文中,就說得更為清楚了。他說社會主義學說“所用的手段都失於猛烈”,“每次都生出暴動,不知連累了多少平民。又如現在俄國的社會革命,以致彼此相殺,鬧得無有人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