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社和新潮社，是在“五四”前夕同時成立的，在青年學生中頗有影響的兩大社團。黃日葵後來（1923年）對這兩大社團作了如下的評述：“五四運動之前年，除《新青年》雜誌為教授所主持者不計外，學生方麵，有兩種大的傾向……一種傾向是代表哲學文學一方麵，另一種傾向是代表政治社會的問題方麵。前者是新潮雜誌社，後者是國民雜誌社。新潮於思想改造，文學革命上，為新青年的助手，鼓吹不遺餘力……國民雜誌社的一群，始初以反抗國際帝國主義（日本）之壓迫這點愛國的政治熱情相結合。在雜誌上可以看出他們對於政治問題，社會問題是特別注意的。他們在民國七年為軍事協約問題發起中國第一次的政治示威運動，八年他們發起五四運動，並為這運動的中堅。五四運動之後，這一群的傾向越發分明了，他們顯然是社會主義――尤其是布爾什維主義的仰慕者了……新潮社一派，隱然以胡適之先生為首領……漸漸傾向於國故整理的運動。”
平民教育講演團
在《國民》《新潮》創刊號不久，鄧康（中夏）等又在北京大學發起組織平民教育講演團，宗旨是：“增進平民知識，喚起平民之自覺心”。
平民教育講演團在1919年3月間正式成立，團員有39人，多為國民社和新潮社的社員。根據當年3月22日《北京大學日刊》登載的《平民教育講演團廣告》。
這39人，是在講演團正式成立前即加入者，以後還不斷有人繼續加入。
3月23日在馬神廟理科校長室召開的講演團成立大會上，選舉的講演團幹事是：
在“五四”前，講演團主要進行了兩次較大規模的講演活動：一次是在東便內蟠桃宮。因為那裏從4月3日至5日正舉行三天廟會，講演團便也借此機會每日午後1時至5時在此宣講。這次宣講的效果還不錯，“是時黃沙滿天，不堪張目，而其聽講者之踴躍，實出乎意料之外。惟第三日因為該廟會最終之期，故較前兩日稍少。”這次為時三日的講題，計有：《平民教育之意義》《如何求幸福？》《勤勞與知識》《大家都受教育》《賭博之害》《做一件事當一件事》《勤勞》《改良家庭》《公德》《念書的利益》《人生之要素》《空氣》《我和大家的關係》（以上第一日），《國民常識》《什麼是善？》《平民教育》《婦女教育》《家庭製度》《信用》《蟠桃宮》《迷信》《是逛廟還是來聽講呢？》《我的慈善事業》《慈善事業之批評》《什麼是我？》《結果的樹》《職業與息爭》《家庭與社會》（以上第二日），《現在的皇帝倒黴了》《迷信》《世界的國家》《都市人民當注重工商業》《愛國》《衣食住》《國民應盡之責任》《利己與利他》《平民教育》《勸勤》（以上第三日）。
另一次是在地安門外護國寺，時間是4月27日，講題計有：《互相幫助》《頭彩十萬元》《國家思想》《戒煙》《交友之益》《生屍》《權利》《天賦與人造》《平民》《判別事情的常識》《植物對於人生之利益》《什麼是國家？》《寄生蟲》《為什麼女子要守節？》。
從以上兩次的講題內容來看，似乎還是屬於一般的啟蒙教育，對於當前的形勢結合還不多，但是到了五四愛國運動爆發前後，情況就不同了。例如5月11日，講演團在東、南、西、北四城宣講所講演，就開出了這樣一係列的題目：《青島問題》、《痛史》、《朝鮮獨立》、《青島交涉失敗的原因》、《爭回青島》、《國民自決》、《報告學生團的義舉究竟為什麼？》《中國現在的形勢是怎麼樣？》《國民現時應持之態度》。
講演團在五四運動中有了很大的發展，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少年中國學會
1918年6月30日，一個在北京新聞界活動的四川人王光祈（曾任成都《群報》和《川報》駐京記者），聯合剛剛從日本留學歸來的曾琦（王的中學同學）、陳氵育（愚生）、雷寶菁（眉生）、張尚齡（夢九）以及周無（太玄，也是王的中學同學）等，在北京順治門外’（）雲別墅集議，籌建少年中國學會。由於李大釗在新聞界、思想界的先驅地位和他享有的聲望，也被邀請參與活動並被列名為七個發起人之一。
王光祈在回述少年中國學會發起過程時，曾這樣寫道：
去年（1918年）留東同人歸國，首由北京會員王光祈君提出《吾黨今後進行意見書》一冊，書中曆敘同人今後進行，宜為一種有係統的有秩序的，並草擬學會規約大綱數十條。其時東京會員曾琦君等亦正有建設學會之計劃，乃先派雷寶菁君歸國接洽一切，同人意見遂歸一致。曾琦君、張尚齡君亦先後由東京歸國，乃有七年六月三十日’雲別墅之會議。雲別墅者，本會成立史中最可紀念之發祥地也。到會者為：陳君氵育、張君尚齡、周君無、曾君琦、雷君寶菁、王君光祈六人。會議結果，公推王君光祈為起草員。遂由王君光祈草擬規約數十條，複在雲別墅會議修改數次，並邀同會員李君大釗商榷一切。於是本會規約七十條全體產出。當時列名發起者，則為陳氵育、張尚齡、曾琦、李大釗、周無、雷寶菁、王光祈七人也。
為什麼要定名“少年中國”呢？這原是曾琦等人在日本時的設想，目的是學19世紀建造“少年意大利”“少年德意誌”的“少年意大利黨”“少年德意誌黨”，來建造一個“少年中國”。
不過，王光祈對“少年中國”有個解釋。看來，這個解釋還是不錯的，他說：“蓋吾人所創造作十九世紀十八世紀之少年中國，亦非二十一世紀二十二世紀之少年中國，實為適合於二十世紀思潮之少年中國。故十九世紀之‘少年意大利黨’‘少年德意誌黨’所造之‘少年意大利’‘少年德意誌’，在當時視為少年者，在今日吾人視之，則亦老大意大利、老大德意誌而已。何則？彼所創造之意大利、德意誌，固非適合於二十世紀之思潮也。同人等因個人觀察之不同，故有以英美式民主主義之組織為適合於二十世紀者，亦有以俄國式社會主義之組織為適合於二十世紀者，更有以安那其式Anarchism之組織為適合於二十世紀者。要之吾人所欲建造之‘少年中國’，為進步的，非保守的；為創造的，非因襲的；在並世國家中為少年的，而非老大的也。”
基於王的這種理解，少年中國會學的宗旨在籌備期間規定為：
一、振作少年精神；
二、研究真實學術；
三、發展社會事業；
四、轉移末世風氣。這幾條都是很抽象的，在學會正式成立時，宗旨雖又修改為“本科學的精神，為社會的活動，以創造‘少年中國’”，但仍不具體。因為，各種社會活動都是在不同的具體思想指導下進行的。
要不要確定一種主義為學會的指導思想呢？看來在籌備期間學會內部就是有爭論的。1919年1月23日，上海會員在吳淞同濟學校開會，乘會員周無、李璜將赴法國之際，請王光祈來滬籌商會務。王在會上提出有無決定主義的必要時，李璜立即發言，表示：“將來吾輩究取何種手段，同人皆宜加實研究，若對於一種新學說尚未真知灼解，便附和或痛詆，則非盲從即頑固耳。故兄弟以為對於主義有決定之必要，但今日尚非其時也。”
李璜在會上說的“新學說”，即主要指馬克思主義而言。他在自己寫的《留別少年中國學會同人》一文中，就說得更為清楚了。他說社會主義學說“所用的手段都失於猛烈”，“每次都生出暴動，不知連累了多少平民。又如現在俄國的社會革命，以致彼此相殺，鬧得無有人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