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君不記得波斯拜火教的起源麼。他用黑暗來比一切有害於人類的事。“用光明來比一切有益於人類的事。所以說世界上有黑暗的神與光明的神相鬥，光明必占勝利。這是世界進化的狀態。但是黑暗與光明，程度有深淺，範圍也有大小，譬如北京道路，從前沒有路燈，行路的人，必要手持紙燈，那時候光明的程度很淺，範圍很小。後來有公設的煤油燈，就進一步了。近來有電燈汽燈，光明的程度更高了，範圍更廣了。世界的進化也是如此。距今一百三十年前的法國大革命，把國內政治上一切不平等黑暗主義都取消了。現在世界大戰的結果，協約國占了勝利，定要把國際間不平等的黑暗主義都別有光明主義來代它。所以全世界的人除了德奧的貴族以外，沒有不高興的。”人們站在天安門廣場上，靜靜地聆聽著這位國內第一大學的校長對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分析，感到入情入理，增長了不少知識。
由於階級地位的限製和蒙受了國際資產階級與軍閥政府的欺騙宣傳，蔡元培是站在中國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立場上看待第一次世界大戰。他把德國軍國主義看作海盜和侵略者，無疑是正確的。但是，他把美、英、法等帝國主義看作是民主主義，是公理和人道的化身。所以他認為，協約國的勝利，“是武斷主義的消滅，平民主義的發展”“黑暗的種族偏見消滅，大同主義的發展”。他還認為，美國總統威爾遜在美國國會提出的和平宣言十四條，是“平民主義的新紀元”。顯然，這種看法是片麵的。
另一方麵，認識上的局限性，並沒有影響蔡元培對光明的歌頌和對進步的追求。
俄國沙皇的被推翻，不可一世的德國軍國主義的最後被打敗，這些使蔡元培受到了鼓舞，幫助他進行反軍閥政府的政治宣傳，增加了鬥爭的勇氣和信心。
在演說中，蔡元培借德國軍國主義失敗的事實，來預示國內窮兵黷武、堅持武力統一中國的皖係軍閥的末路，並由此期望中國有一個光明的未來。
他說：“世界的大勢已經到了這個程度，我們不能逃在這個世界以外，自然隨大勢而趨了。我希望國內持強權論的，崇拜武斷主義的，好弄陰謀的，執著偏見想用一派勢力統治全國的、都快快拋棄了這種黑暗主義，向光明方麵去嗬！”
蔡元培於1868年1月11日出身於浙江紹興山陰縣一個商人家庭。
紹興位於浙江東北部，地處杭州灣錢塘江的南岸，屬於美麗富饒的浙東平原。這裏有著悠久的曆史文化傳統，產生過許多的政治家、學者、詩人和書畫家。
受環境和文化的熏陶和影響，蔡元培從小就好學。1889年，年僅23歲的他參加浙江鄉試，中了舉人。這一年，他與王昭女士結了婚。第二年赴北京會試，中式為貢士。1892年，他被錄取為第二甲第三十四名進士，很快授為翰林院庶吉士。他的才華得到了清廷戶部尚書翁同蘇的賞識。
年僅20多歲的蔡元培已是一個才思橫溢、聲聞當代、朝野爭相結納的士大夫。
《辛醜條約》簽訂後，蔡元培開始決意參加革命工作。他與其他一些革命誌士一起，組織了暗殺團，成立了光複會。
中華民國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後，他擔任了教育總長。袁世凱當上總統後，他受袁世凱和唐紹儀的一再邀請，不得不在唐紹儀內閣中擔任教育總長。後來，袁世凱的反動麵目暴露得越來越明顯，蔡元培辭職南下，赴德國留學。此後，他極力倡導留法勤工儉學。
1916年10月，蔡元培離開法國馬賽，返回國內。隨即被北洋政府教育部委任為北京大學校長。1917年1月4日正式到任就職。
從此，蔡元培開始了北京大學的校長經曆。
1918年11月16日，蔡元培又在天安門露天講台上向聽眾發表了《勞工神聖》的演說。他一方麵提示人們去憎惡和反對那些巧取豪奪、禍國殃民的官僚、軍閥、政客、奸商等社會蠹害，唾棄他們的腐朽寄生生活，另一方麵，他又要大家“認識勞動的價值”，他喊出了“勞工神聖”的口號用那特有的學者加政治家的風度，指出：“諸君！此次世界大戰爭，協約國竟得最後勝利，可以消滅種種黑暗的主義，發展光明的主義。我昨日曾經說過，可見此次戰爭的價值了。但是我們四萬萬同胞，直接加入的，除了在法國的十五萬華工，還有什麼人！這不算怪事！此後的世界，全是勞工的世界啊！”
我說的勞工，不但是金工、木工等等，凡用自己的勞力作成有益於他人的事業，不管他用的是體力、是腦力，都是勞工。所以，農是種植的工，商是轉運的工，學校職員、著述家、發明家，是教育的工，我們都是勞工。我們要自己認識勞工的價值。
“我們不要羨慕那憑繼遺產的紈衤誇兒！不要羨慕那賣國營私的官吏！不要羨慕那克扣軍餉的軍官！不要羨慕那操縱票價的商人！不要羨慕那領幹修的顧問諮議！不要羨慕那出售選舉票的議員！他們雖然奢侈點，但是良心上枉及我們的平安多了。我們要認清我們的價值。”
蔡元培在演說中，幾次喊出“勞工神聖”的口號。
“勞工神聖”在五四時期特別在五四運動後，成為流行的口號，發生了廣泛的影響，對知識分子與工農相結合，起了很大的促進作用。
蔡元培在五四運動以前就喊出了這一口號，這是他同情支持勞動群眾、反對軍閥官僚統治的進步政治傾向的鮮明表現。
新文化運動領袖們走上天安門大講台
從1915年下半年開始，以陳獨秀主編的《新青年》的出版為標誌，興起了一場以民主和科學為旗幟、向封建傳統的思想、道德和文化宣戰的文化運動。
這是中國近代史上一次空前深刻的思想解放運動。
陳獨秀、胡適等人是新文化運動的重要領導人。
陳獨秀當時在北京大學擔任文科學長。
陳獨秀在天安門前的演講中，也認為第一次世界大戰是“公理戰勝強權”。
那麼，什麼是公理，什麼是強權呢？陳獨秀認為：“凡合乎平等自由的就是公理；倚仗自家強力，侵害他人平等自由的，就是強權。”
根據這樣的認識和推理，他主張：“我們東洋各國列席巴黎和會的委員，應該聯合一氣，首先提出‘人類平等一概不得歧視’的意見，當作東洋各國第一重大的要求。此案倘能通過，他種歐美各國對亞洲人不平等的待遇，和各種不平等的條約，便自然從根本消滅了。”應當說，陳獨秀這時對外存在著嚴重的幻想。
在國內的問題上，陳獨秀站在民主主義的立場上，勇敢地提出了除“三害”即軍人害、官僚害、政客害的主張。
他提出：中國若不除這三害，政治永無清寧之日。而若想除這三害，第一，一般國民要有參預政治的覺悟，對於這三害，要有相當的示威運動。第二，社會中的中堅分子，應該挺身出頭，組織有政見的有良心的依賴國民為後援的政黨，來掃蕩無政見的無良心的依賴勢力為後援的“狗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