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起之前說。許多當事人的回憶，都提到在曹宅火起之前，學生們即痛毆了章宗祥。匡互生在《五四運動紀實》中也作了這樣的記載：“在曹宅西院火光初現的時候以前，在曹汝霖的小老婆和父親被大家交給在內的警察帶出的時候以後，忽然在東院房間的木桶裏走出一個身著西裝麵像日人的人，被一個同學趕上前去用一根旗杆劈頭一擊，那人就倒身在地佯作身死，於是動手打他的人就往後走去，而一時‘曹汝霖已經被大家打死了’的喊聲就傳遍了內外，膽怯的學生就乘機回校避禍去了。但是一些熱烈的學生們卻爭先恐後的去看那被打死的人，以證實當時的傳言是假是真；哪裏知道那佯作身死的人已乘機逃到外麵一間皮蛋店裏去躲藏好了，後來卻被另一批搜尋曹章的人在一間皮蛋店裏麵的一間黑屋的床上又把曾經被打裝死的人搜尋出來，大家就拉住他兩隻腳從那間黑暗屋裏倒著拖到皮蛋店的門口，同聲地問他是什麼人，他總是絕對地不作聲，大家耐不過，就各用那手中所持長不滿尺的小旗杆向著他的麵孔上亂打橫敲，而那些手中沒有武器的學生就隻得權借皮蛋作武器向被打的人的頭上打中了幾十百把個皮蛋，於是死不作聲的被打的頭上隻見滿麵的鮮血和那塞滿了耳目口鼻的皮蛋汁了。不過同時卻有一個真正的日本人負重傷出死力替他保護，大家因此頗懷疑那被打的人是日本人，所以不曾把他打死，因為那天到場參觀的西洋人日本人實在不少，很有令人懷疑的原因哩。哪裏知道他正是那一個向日本政府親遞那封有‘欣然承諾’四字的換文的駐日公使，親回中國運動承認直接交涉的章宗祥！”
以上兩種說法，在時間上稍有參錯，在情節上也有詳有略，但大體過程還是一致的。
曹宅火起後約半小時，警察總監吳炳湘、步軍統領李長太即率大批軍警趕到。這時，已經將近6時了，學生已大部散走，“尚在看熱鬧的學生委實隻有幾十百把個人了，而那些攻打曹宅用力過多的人，這時多半也已經精疲力竭地跑回學校休息去了。”“團體既散，軍警乃敢逮捕學生中之徒步散歸者，往往縛之去，被逮者三十二人。”
學生們被捕後，備受苦辛。“既到警廳，32人共住一房，如待賊寇，看管頗嚴。”
學生被捕後，警察總監吳炳湘立即當麵向曹汝霖道歉，並派車將曹及其全家送往東交民巷的六國飯店。章宗祥也被護送到日華同仁醫院。這時，消防隊也已趕到曹宅，其“東院一排西式房已將燒盡了，隻剩了門房及西院中國式房一小部分，隨即救滅”。
當日晚間，日本駐華公使館人員、新聞記者以及曹的黨羽、新舊交通係要人等紛紛出入於六國飯店。曹為自己的賣國罪行辯護，要求徐世昌對其負責；他還指使北京政府交通部下令各電報局禁止拍發學生的電報，但這個陰謀未能得逞，因為學生的電報已由外國電報局發出了。
同日晚，國務總理錢能訓的家中，也在召開閣員的緊急會議，研究對付學生的辦法。有的主張將參加此次遊行的學校一律解散，有的主張將各校校長免職，有的還主張對學生大逮捕。與此同時，總統府也在準備取締和鎮壓學生行動的命令，警察總監和步軍統領也在籌劃進一步的武裝鎮壓。
總之，反動派慌作一團，對學生們的愛國行動恨之入骨。他們百般設法，企圖將已經掀起的革命浪潮鎮壓下去。
但是，反動派也不是鐵板一塊的。總的來看，大總統徐世昌、教育總長傅增湘等一些無實權的人物，主張對學生運動不應操之過急，而要采取懷柔、軟化政策。而操實權的皖係軍閥段祺瑞、徐樹錚、段芝貴等及曹汝霖、陸宗輿等則主張對學生運動要嚴厲鎮壓。段芝貴甚至叫囂：“寧可十年不要學校，不可一日容此學風。”因此，《青島潮》一書的作者說：“被捕學生，在徐總統意，尚無成見。而段祺瑞、徐樹錚及曹陸諸人，從旁聳動，不曰黨派陰謀，即曰過激舉動，擬興大獄，處以非刑。”“有人往訪曹汝霖，曹曰：‘此無他，黨派問題耳。’其機關報紙又大言以鼓吹之，謂為過激派之輸入，固已預備一網打盡之計矣。”
不久以後，徐世昌將曹汝霖安頓在北海團城，將章宗祥安置在北海北岸之靜心齋（當時北海未開放），“斟酌周到，煞費苦心”，並派人送曹、章各5萬元，“一為蓋房，一為養傷”。但是，曹汝霖等完全是聽命於段祺瑞的。段慰問曹說：“這次的事，他們本是對我，竟連累了你們，我很不安。”並說：“你們不必辭職，看東海（指徐世昌）如何處置？”曹本來是預備辭呈的，因段“囑不必辭”，隻好暫擱。徐世昌派人送來5萬元的事，曹也立即向段報告了，但段回答：“還了他，我們不是可以用金錢收買的”，曹也遵囑立即將款退回。
從以上事例，可以看出，反動派的確不是鐵板一塊的，在他們之間，也充滿著矛盾。對於被捕的32名學生，如何處理呢？看來，反動的司法、憲警當局也是意見不一的。據當時的報道說：“4日當學生被捕至警廳後，諸要人即在警廳中開一緊急會議。列席者有司法總長朱深、交通次長曾毓雋、大理院院長姚震、警備司令段芝貴、李統領、吳總監、憲兵陳總司令（興亞）等，會商處置學生方法，眾議不一：有主張最激烈者，立送交大理院審究主使，以為必受有何種運動，非從嚴懲辦不可；其時有人以兩種例證告吳總監，日本國務總理桂太郎被毆及民國5年公民團擾亂議院事，皆未移交法庭，今茲事同一律辦法未便歧異。吳納其說，始拘置廳內。”
5月5日的總罷課
5月4日晚，當反動派在籌劃如何鎮壓學生的時侯，各校的學生也在召開大會，討論的中心是如何營救被捕的學生，如何繼續鬥爭。
蔡元培參加了北大的學生大會，對學生表示同情，並說要負責營救被捕的學生；但他勸告學生不要再繼續開會，而應照常上課。學生們沒有采納停止活動、照常上課的意見，而認為應該實行罷課，並進一步組織起來。有的學生還表示，應該用集體“自首”的辦法來營救被捕同學。當晚，北大學生幹事會便成立了。有成百的學生紛紛參加幹事會，他們分別擔負起總務、文書、交際、會計、庶務、糾察、講演等各股的事務。國民社、新潮社、平民教育講演團、少年中國學會的成員，很多都是幹事會中的積極分子。如鄧中夏、黃日葵等都參加了文書股的工作。當時的文書股，負責編輯《五七》小報，是個宣傳機構。
5月5日上午，北京各大專學校學生代表召開會議，決議自即日起一律罷課，並通電各方麵，請其支援。學生們宣布罷課的理由說：“各校學生既痛外交之失敗，複憤同學之被拘，更有何心研究學問？此罷課之第一理由也。青島問題當以死力爭，被拘同學亟宜營救，全體奔走，日無暇晷，學雖至寶，勢難兼顧，此罷課之理由二也。”
同日下午，各校的學生又在北大法科召開了全體聯合大會。學生代表們傳達了上午會議的情況，並報告了挽救被捕同學的辦法，以及怎樣堅持罷免曹、章、陸等賣國賊的要求。從會議上，學生們知道了他們的鬥爭不是孤立的，社會各界愛國人士都同情和支持他們的愛國要求。遠處西郊的清華學校的學生，昨日未能參加遊行，今天派代表參加了大會，並當場宣布：“我校僻處西郊，（昨日）未及進城，從今日起與各校一致行動。”學生們討論了組織學界聯合會的問題。在會上，許多學生發表了激昂慷慨的演說，並熱烈地展開了捐獻。還有一個學校的代表，血書“殺賣國賊”幾個大字，懸掛在會場上。北京十幾個學校的校長也出席了這次大會，並且組成了以蔡元培為首的校長團，準備營救被捕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