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會以後，北大和高師的代表共同起草了北京中等以上學校學生聯合會的組織大綱，並和中等以上學校的學生代表進行了聯係。
5月6日，北京中等以上學校學生聯合會宣告成立。會內分評議、幹事兩部，評議部負責議決事項，幹事部負責執行議案。評議部的評議員，由每校出二人擔任；幹事部則委托北大學生幹事會代理。聯合會的會址設在馬神廟北大的理科。
當學生們緊張集會的時候，各校的教職員和一些社會人士也紛紛向反動政府呼籲。教育部在5日上午向各校校長下達命令，令將為首“鬧事”的學生一律開除。但在當日下午在北大召開的專門以上十四校校長會議上，與會者卻不以為然，他們認為不應讓少數學生負責，而應釋放被捕學生，如果政府不接納此意見，全體教職員即一律罷職，也在所不惜。除教育界外，其他各界，或以團體名義，或以個人名義，也紛紛電請釋放被捕學生。連安福國會的議員，也有表示要彈劾政府的。
必須指出，在這些要求釋放學生的人士中，有的是真正同情學生，有的則是怕學生再鬧出更激烈的行動，局麵不可收拾。如當時國會議員的質問書中，便這樣提出問題：“若必將逮捕少數學生，按尋常違法治罪，則恐惹起絕大風潮而後患將不堪設想”；“原情寬宥以息亂端”；“為息事寧人計，必有適當措置，然後可以弓耳患於無形。”
“後患將不堪設想”，這確實是反動派最畏懼的。因為學生在總罷課中，而“五七”就要來臨，學生們要鬧出怎樣的“亂子”，真是“不堪設想”的。在這種形勢下，反動派不得不考慮釋放學生了。據報道說，警察總監曾麵告徐世昌，要求必須將學生釋放。若是總統一定不放，北京的秩序如果紊亂，我可不負責任，並且我即刻辭職，請總統再另簡賢能。隨著又把學生如何籌劃，商界如何憤激，一般公民如何激烈，在野諸政客如何不平，一樣一樣的說個不了。老徐一聽知道要真下命令（即送法庭懲辦學生），恐怕闖出別項亂子來，所以不顧曹、章的麵子，當時也就答應吳氏的建議了。
6日晚間，吳炳湘向蔡元培等提出在實現兩個條件下釋放被捕學生。兩個條件是：
（一）明日（7日）不許學生參加群眾大會；
（二）各校在明日一律複課。蔡元培等完全答應了這兩個條件。
在蔡元培等的勸說下，學生們於7日晨複課了。同日上午，各校遭逮捕的學生被釋返校。當人們去迎接的時候，被捕的學生認為“我學生多拘一天，則國民多一次刺激，甚至我32人被殺，其刺激甚大，堅不肯出”。後來，“經同學再三勸慰，始各返校”。蔡元培和北京大學的全體學生，在漢花園文科新校舍（即紅樓）前，迎接了被捕的北大同學返校。一位目擊當時情景的北大學生回憶說：“漢花園紅樓北麵的廣場裏放了五張方桌，北京大學全體學生都在廣場上等候著被捕同學的歸來。不知道從什麼地方借來了三輛小汽車，每輛都裝滿了人，我在紅樓門外遠遠望見三輛小汽車出沙灘來了，即刻回到廣場上的同學隊伍中，三輛車裏麵的被捕同學大約12人至14人，全體站立桌上和同學見麵。情緒緊張萬分。因為太緊張了，被捕同學沒有一人說話，在校同學也沒有一人說話。當時大家隻是熱淚交流。”
北京高師同學回校的情景，一位當時的被捕者在五四運動60周年時回憶說：“我們北京高師被捕的學生共有8人，5月7日由警察廳派兩輛車子送我們回校。剛到校門口，就被歡迎的同學和鄰近的居民圍住。我們一下車，就給戴上大紅花，把我們一個個抬起來，高高舉起，並為我們拍攝了兩張照片（這兩張照片，我一直珍藏到現在）。群眾的愛國熱情傾注在我們被捕獲釋者的身上。我們能獲釋返校，這是群眾的力量，這是全國人民的勝利，使我受到深刻的教育，終生難忘。當時的情景，到今雖已整整六十年，但仍曆曆在目。”
事後，同學們了解到，被捕的人在監禁中的表現，都是很不錯的。他們被捕以後，先是監禁在步軍統領衙門（地址在前門裏公安街，當年叫戶部街），30人擠在一個極為肮髒的監房內，室內放著小便木桶，滿屋臭味；第二天，他們又被綁著，用板車送到了京師警察廳，30個人住在一個大房間裏，室內仍然放著兩個大尿桶，空氣非常惡劣。在警察廳，同學們一個一個地被傳訊，時間長短不同，但被追問的問題是一個，即：誰是指使人。但審問者沒能達到目的，因為被審問者都回答說：自己就是自己的指使人。
敵人失敗了，人民勝利了。同學們都為被捕者的釋放而慶幸。
被捕的學生雖然被釋放了，但5月7日這一天，卻冷淡地過去了。反動政府嚴禁國民外交協會原訂於5月7日在中央公園的國民大會的召開。
5月7日的上午，中央公園的門被封閉了。天安門左右兩三裏間的交通被斷絕了。2000多個警察，成千上百的馬隊、步兵，布滿在南至中華門、東西至三座門的區域內。四周彙集來開會的群眾，都被驅散了。據《每周評論》報道：“在道旁和中央公園門前――十點鍾以前集合――的人，還能集合演說，不久便為馬隊衝散。有的往先農壇，有的往商會，又都被軍警解散。有的往國民外交協會，這裏的會雖開成功，也因地方太小，人數太少，沒有什麼結果。”
5月7日的國民大會雖然沒有開成，但是學生們的愛國熱情卻一點沒有冷卻，他們的愛國活動也絲毫沒有停止。例如，在5月7日的當晚，高師的學生便開會發起建立各界聯合抵製日貨的組織。陳藎民在回憶中說：“5月7日返校的當天晚上，我們高師學生會評議部就召集評議員開會。參加開會的評議員除我外，回憶出來的還有董魯安（於力）、熊夢飛和匡互生3人。在這次會上，建議組織成立北京各界抵製日貨聯合委員會，我被選派為高師代表去參加這個會。後來，我被推選為全國各界抵製日貨聯合會主席，委員會內還有北大代表李光宇及女高師代表朱光玉。委員會向全國各界宣傳抵製日貨，即：不買日本貨，不用日本貨，不賣日本貨。並動員中學生製作一些家常日用品如手巾、兒童衣帽等等代替日本貨，送往商店銷售。全國各界都支持這個運動……”
遠在西北郊的清華學生雖然未能在5月7日進城開會，但在5月9日於校內體育館舉行了“國恥紀念會”，會上決議通電巴黎和會的中國代表，要求拒絕簽字。全體同學莊嚴宣誓：“口血未幹，丹誠難泯，言猶在耳，忠豈忘心。中華民國8年5月9日，清華學校學生，從今以後，願犧牲生命以保護中華民國人民、土地、主權，此誓。”會後，同學們當即在大操場上焚燒了校內的日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