愈捕愈多，捕不勝捕，學生們的鬥爭使反動派無能為力了。《每周評論》的記者報道6月5日的現場情況時說：“5日上午，記者打前門經過，看見3個學生，站在路旁演說，來了幾個警察，身長黑麵，猶如城隍廟裏的閻王一般。把三個學生一人捉一個，那三個學生兩手雖然被他們捉住，嘴裏還說個不止，聽的人不知道有多少都流下淚來。後門外邊，有兩隊學生，一向西行，一向東行。這個地方隻有十幾個警察，到東邊去趕人，西邊又演說起來了，到西邊去趕人，東邊又演說起來了。鬧得很久，聽的人個個拍手，幾個警察也就不敢動手了。”
5日這天，街頭講演的學生共分三隊：
第一隊：北京大學、第一中學、第四中學的學生，由東四經東單，到崇文門一帶講演；
第二隊：法政專門、蒙藏專門、崇德中學的學生，由西四經西單出順治門一帶講演；
第三隊：高等師範學生，擬從前門到東西長安街一帶講演。
反動軍警開始時對學生講演濫肆破壞，“穿黃色軍裝的馬隊，迎頭衝來，把幾千幾百聽的人衝得東奔西散，老啼幼哭，叫苦連天。”但學生們不為威武所屈，不斷衝破馬隊的阻擋，堅持講演。在這種情況下，反動派沒有辦法，隻好改變方針；隻趕聽眾，不捉學生。因此，“三隊學生竟能沿街遊行，手拿國旗，大叫愛國，不過有許多軍隊跟隨罷了。”《每周評論》的記者報道說：“記者午後時打東長安街經過，看見第一中學的講演隊正在樹蔭之下演說，突來坐腳踏車的警察三四人，把聽者一齊趕開，至於演說的學生他就不過問了。”
這時，反動派大約已經知道上海三罷的消息了。他們怕風潮愈鬧愈大，所以不敢再拘捕學生了。實際上，他們也無法再行拘捕，因為已經無地收容了。反動派雖已不再拘捕，但是學生們的餘怒仍未平息，因為他們的近千的戰友們仍陷囹圄之中。因此2000多學生齊奔北河沿北大法科拘留所，要求軍警將他們一同拘捕，軍警們當然不敢也無法再拘留學生。在爭執不下的時候，校園內被禁的學生知道了這一情況，他們的情緒更加激動，也更加憤怒。他們紛紛登上法科大樓，伸向臨外樓窗“揚旗怒號”。校內校外情緒交織在一起，使人更加激奮。
學生們的鬥爭，不是孤立的。他們受到工人勞動者的同情和支持。例如，5月11日，便有“旅居北京之山東勞團……在彰儀門外開一大會（以城內開會巡警幹涉故），與會者有十萬人之多……要求山東交涉萬勿簽字。”其“愛國熱度，較之上等社會尤為激烈”。又如，6月5日在北大法科拘留所，軍警撤除後，“有勞動社會如某路車中之茶房等，皆以團體名義饋贈饅首數千，或麵包若幹磅，以表感激學生為國宣勞之意”。
被捕的男同學還受到獄外的女同學的廣泛支持。“六三”大逮捕後，北京15個女校聯合會在石駙馬大街女子師範學校開會議決列隊到總統府請願。6月4日午後1時，十五校女生，各穿學校製服，齊集天安門內，然後奔赴中南海總統府。《每周評論》記者報道說：記者午後三時到中央公園門首，看見女學生約有千人排隊向總統府而去。雖然大風吹土，對麵不能見人，隊武卻一點不亂。拿槍帶劍的警察，到處跟隨，一步不讓。到了新華門前，被總統府衛隊攔住，遂舉出代表錢中慧、吳學恒、陶斌、趙翠菊四人，進府求見。徐世昌不見，隨叫陳子厚秘書代見。女學生說明要求四件事：
（一）大學不能作為監獄；
（二）不可拿待土匪的法子來待高尚的學生；
（三）以後不得再叫軍警幹涉愛國學生的演說；（四）對於學生隻能告誡，不能虐待。《每周評論》還報道說：“女學生現在也組織講演團，預備到處演說；他們所辦的周刊，也出過好幾期了。”
學生們的鬥爭還受到各校教職員的同情和支持。“六三”大逮捕後，各校教職員連日開會，一麵推舉代表請願，一麵通電全國，抗議大學教育的尊嚴為軍警所破壞。北京專門以上學校教職員聯合會在4日的通電中說：“等學生於匪徒，以校舍為囹圄，蹂躪教育，破壞司法，國家前途，何堪設想！”各校長在給國務院的呈文中也說：“學校為國家永久作育人才之地，非政府隨意執行刑法之地。”
學生們的鬥爭，得到各界各團體的同情和支持。“六三”大逮捕後，去北大法科理科拘留所慰問學生者絡繹不絕，僅6月6日一天，就有國民外交協會、女學生聯合會、留日學生代表團、北京教育會、和平聯合會、紅十字會，商界各界代表等。
學生們的鬥爭和反動軍警的大逮捕，使北京的商界大為恐慌。據《順天時報》報道說：“段芝貴前在軍警會議席上，極力主張以嚴厲的辦法對待學生，故令警察廳施行拘捕。不料學生拘捕未盡，而市麵秩序，反形恐慌。更兼商民睹此軍警戒嚴及學生愈鬧愈厲之景況，以為大亂在即，遂向各兌換所兌取天津、張家口中交鈔票現款。於是金融界又受影響。”
在上述種種情形下，特別是“六三”以後上海三罷消息傳來後，使北京政府不得不向學生讓步了，曾主張大量拘捕學生的警備司令段芝貴也不得不“引咎辭職”了。
北京政府對學生的讓步，主要是變換一下手法而已。6月5日，在商議對付學生辦法的會議上，官員們主要是害怕“一味的捉拿，越捉越多，恐怕要惹出別省的反響，不如拿平和方法對待為是。”什麼樣的“平和方法”呢？官員們議定了兩種辦法：
（一）更換大學校長，讓蔡元培辭職，叫胡仁源繼任；
（二）更換教育次長，讓袁希濤辭職，叫傅嶽芬木繼任，暫行代理總長的職務，並責成傅氏同各校校長接洽，商議善後的辦法。當日晚8時，官員又在錢能訓家中開會，商定對學生不采取極端嚴厲和極端放任主義。第一步辦法，仍從叫學生上課著手，對於各學校根本問題絕不動搖。
6月5日這一天，學生雖未遭逮捕，包圍北大校舍的軍警也撤走了。但是，學生們深知：鬥爭並沒有結束。因為他們的鬥爭目標還沒有實現，而且學生們認為自己並不是可以被人隨意侮辱的。因此，當軍警撤圍以後，被拘的學生們並沒有離去。他們自己組織警備隊維持秩序，還反拘了七個警察，留了兩個帳逢，作為人證、物證。他們還派出代表到警察廳索取被捕近千學生的夥食費和臥具。《每周評論》報道6月5日晚間的情形說：記者晚間六時到大學法科去看看，二十個帳逢已經撤掉，學生仍在校內。校門由清華童子軍背槍守衛，不準外人進去，大家在裏麵商議辦法。開會之後，議決兩條辦法：
（一）暫不出校，並舉出糾察員數人維持秩序；
（二）向政府要求集會、言論、出版自由，不受限製。
如這一條要求辦不到，寧肯餓死監獄中，決意不回本校。次日（6日），學生們以北京中等以上各學校學生會聯合會名義向全國各界發出通電說：“肴（三）豪（四）兩日，共計捕去講演學生七百餘人。歌（五）日出發講演者，共計五千餘人，政府未施逮捕，僅以軍警四逐聽眾。歌日午後防守被拘學生之軍警，忽然全數撤去。然政府自為兒戲，而學生等無端被拘，決不能自行散去，致陷逃法之咎。故被拘者仍在北京大學法理兩科，保持拘留時原狀，以俟正當解決。惟此次軍警蹂躪教育，破壞司法，侵犯人權，蔑棄人道，種種不法行為，皆政府縱使之。武人之跋扈日恣，國家之運命自蹙，長此優容，何以為國。學生等一麵質問政府有以處置軍警，一麵仍應亟籌應付國仇國賊之道，謹此述聞。北京中等以上各學校學生聯合會叩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