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裏，發刊詞並沒有標明它“一貫的主張”是什麼。但從它把“官僚”“大權政治”“普魯士主義”和“民黨”“社會主義”“馬克思”對立起來而論這一點來看，很顯然它傾向的不是前者，而是後者。
資產階級的兩麵性
中國資產階級有買辦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之分。
上海全市性的資產階級團體有上海總商會和上海商業公團聯合會之分。前者為買辦資產階級所控製，後者主要反映民族資產階級的利益和要求。
北京的五四運動爆發後，商業公團聯合會很快投入運動，特別是對抵製日貨、提倡國貨方麵有著積極的表現；而總商會則反映著帝國主義利益，對運動一直起著破壞作用。
5月9日，上海總商會發出臭名昭著的佳電，對愛國運動進行歪曲、詆毀，說什麼“凡我國民深知國步維艱，當靜以處事”。並主張：“遴派資格聲望足以勝任大使者，任命日使，克日起程前往，堅持歐戰平定交還清國一語，徑與日廷磋商交還手續”；“應將此項議案提出大會，由中國派員與日本直接交涉。”
中日直接交涉，這正是日本帝國主義所希望的；而民國成立已屆八載，電文中仍稱“交還清國”，更屬荒唐至極。因此，這一電文發表後，受到各界人民的嚴厲斥責。
在反對總商會佳電的鬥爭中，商業公團聯合會采取了嚴正的態度，它認為佳電所提出之主張，“是我全國人民所誓死堅拒而日本所求之不得者”，因此，它聲明：“上海總商會佳電，主張青島與日本直接交涉，本公團極端否認……”
在全國輿論的指責下，總商會理屈詞窮，其會長朱葆三不得不提出辭職，其副會長沈聯芳亦避往浙江。
上海著名買辦虞洽卿，當時是總商會的議董，也是商業公團聯合會的幹事。在朱葆三、沈聯芳辭職後，虞洽卿主持總商會的議董會議，竟領銜挽留朱、沈，並為其罪責辯護。虞洽卿是一個媚外老手，聲名狼藉已久。“早在1905年為了英國副領事韋德門在會審公廨誣指黎黃氏販賣人口而釀成的大鬧公堂案，引起當時公共租界商店的罷市，虞洽卿就跟了當時的上海道袁樹勳，挨戶向各商店勸導開市，甚至打躬作揖，企圖獲得帝國主義者的青睞，充當工部局的中國董事。可是他盡管很賣力，仍然沒有達到目的，隻由工部局總董恩納生送了他一隻金表，說：‘租界鬧事，承我公大力維持，得以轉危為安。’虞洽卿後來對人家談起這件事，還引以為榮。”虞洽卿既然是這樣一個人，現在又領銜挽留朱、沈並為他們的罪責辯護，當然受到商界同人的嚴正指責。經過反對總商會和虞洽卿等的鬥爭，有力地促進了民族資產階級的愛國積極性。
三罷鬥爭的實現，對民族資產階級來說，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因為這在中國曆史上是空前的。
在三罷鬥爭中，民族資產階級，特別是一些中小店主，有著許多良好的表現。
他們同外國侵略者進行過鬥爭。例如，罷市實現後，租界工部局進行破壞，連日貼出這樣的布告：“不可再有排外及強迫煽惑等性質之旗幟與招貼，違者罰辦。”工部局還派出大批包探、馬巡，並借用電車公司修接電線之汽車，紛紛出動，強迫除去商家之旗幟和招貼。但是，帝國主義分子並沒有達到目的，有些商家載有“抵製日貨”“堅持雪恥”等字樣的旗幟雖然被暫時除去，但“所除去之一切其他招貼，除者自除，貼者自貼”，“西人既去，門又已緊閉”。有的商店在外國巡捕去後，立即貼出反抗的標語，上書：“愛國自由，不受幹涉”；“你會撕，我會貼”；“我心已決，越扯越貼”；“你扯我貼，越扯越多”。
他們也同封建軍閥進行過鬥爭。例如，罷市實現後，反動軍閥即強迫開市，並派出大批軍警勒令實行。但是，反動軍閥的這些措施也沒有達到目的。試看6月7日的報載：“城內今晨有武裝軍士約八百人赴西門強迫商家開市，各商語以我等死生與學生共之，軍隊與刀槍威脅無效。”
6月7日下午，上海各界聯合會開會，商、學兩界旁聽者近2000人。當在會的群眾得知上海反動的軍、政、警等官僚擬勾結買辦散發傳單“勸告”商家開市時，情緒十分憤激，紛紛發表斥責的演說，許多在場的商家大呼：“吾等罷市三日，學校罷課多時，政府對於國民所一致要求之懲辦賣國賊，置若罔聞。今日欲以空言希望開市、上課，試問吾人犧牲財產，學生不顧生命，究為何來？於國何補……開市、上課隻須目的達到，今日政府下令將賣國賊曹、章、陸、徐諸人先交法庭懲辦，吾等明日即開市、上課矣。何用他人幹涉！”
6月9日，上海“道尹、警察廳長……亦秉承護軍使鈞旨，駕乘汽車，親至南市裏街、大小東門一帶挨戶押令開市，有不遵者，即由所隨軍警代為將門取下，並在該地徘徊片刻，監視其營業。然有人入店買物，商人皆以無貨可賣對，雖開仍與不開無異。迨軍警去，則一律重複將門閉矣。”
以上種種，都說明了民族資產階級在三罷鬥爭中表現了一定的積極性。
但是，當我們評價這種積極性時，還必須估計到以下幾種情況：
第一，他們的罷市帶有被迫性，是在一定的壓力下實現的。學生的要求和監督，是他們的外部壓力；店員的要求和監督，是他們的內部壓力。關於學生情況，已如上述。關於店員情況，試看下述各例。
6月7日，虞洽卿在淞滬護軍使召開的一次阻止三罷鬥爭的會議上說：“此次罷市，店東均不願意，由各夥友憐惜學生之一念耳，事如有轉圜地步，無有不從命也。”這一段話，除抹殺了中小商人的積極性外，所談店員情況是符合當時實情的。事實上，參加這次會議的另一個成員也曾指出：“鋪主經理不讚成，而多數之店夥學生為義憤所激，促成此舉。”
店員是商界愛國運動的骨幹。還在三罷以前，店員即積極投入運動。例如：“南市等處街道路口，概高揭白色竹布橫聯……此種白竹布橫聯或旗幟，皆由商界行號夥友學徒，從每日點心、月規等費，積省錢文，購買書懸，以盡熱心愛國之本誌。”
罷市開始後，店員積極堅持。他們和帝國主義、封建軍閥進行了英勇的鬥爭，並對勒令開市的反動軍警進行怒斥，雖被拘捕，“而被拘者均欣然自至捕房，並不畏懼……”。
店員們還向軟弱、動搖的資本家們進行了堅決的鬥爭。例如，先施、永安百貨公司資方和帝國主義分子相勾結，本擬於6月7日複市，結果，“由於兩公司隻有不到百分之三十的職工回來供職”，而複市不成。又如，“某某等號經理，迫令夥友開排門數扇，照常營業，稍補損失。各夥以情願在閉市期內扣除薪水，貼除夥食等詞答複。該經理後令學徒將門緊閉，向外一笑而去。”再如，某店店員曾破指血書“學生一日不放，本店一日不開”十二個大字，貼於門前，表示堅持罷市的決心。
沒有這些堅決而積極的廣大店員，商界罷市的堅持，是不可想象的。
第二，民族資產階級雖然參加了反帝國主義和反封建軍閥的鬥爭，但是這種鬥爭是很不徹底的。在罷市實現後，他們極力強調運動隻是“對內”而非“對外”，他們也同意買辦分子的“先與捕房接洽”和“請萬國商團……出而維持秩序”的反動主張，他們說：“隻望同胞能守秩序，絕無暴動，自然不怕非法幹涉雲。”他們還向“各友邦”正式發表宣言說：“此次舉動純係愛國熱誠，對內有所要求，秩序井然，並無絲毫暴動行為。凡我旅華各友邦諸君，與我商界平日感情素洽，惟希主持公道，弗生誤會，是為至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