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資產階級有著依靠英美各國來反對日本的幻想，他們在向巴黎和會呼籲的電文中，即說：“請求我親愛友邦主張人道公義，勿使日本肆其野心”。因此他們怕運動涉及了英美“各友邦”，也怕“友邦”誤會，因此他們再三再四地進行解釋，百般設法地限製運動的範圍。
其實，對於日本帝國主義，他們也是有所畏懼的。在6月7日的會議上，反動軍閥上海護軍使要求不要使用“抵製日貨”字樣，商業公團的代表也就順從地說：“至於抵製日貨字麵不妥，有關條約，吾人此後當依從軍使之諭，改用提倡國貨等字樣。”
對於軍閥政府，他們並不敢於徹底反對。他們承認自己一貫的態度是軟弱的。說：“商界對於政府，敢怒而不敢言。”而這次被迫參加了反賣國賊的活動，他們又認為應該“派代表赴北京，為最後之請願，而我輩以鎮定工夫、和平手段為保中華民國堅持到底可耳。”
“鎮定工夫”“和平手段”，民族資產階級就是這樣一種比較軟弱的態度。
在運動中，還有一種借機發國難財的奸商，如有的曾販運日貨而把日貨冒充國貨來出售。除奸商外，就是一般的工商業者，也絞盡腦汁，想方設法，使自己的利潤不受影響。例如：“那時，有一種‘威古龍丸’（記不起是哪家藥房的出品）就大登廣告來‘敬告熱血男兒’，說什麼血不熱則誌不奮，血不足則熱不能久，能愛國者須求熱血之充分，則熱血者須求補血之妙藥。威古龍丸補血之第一靈丹也，愛國誌士，盍一試之”。要靠靈丹妙藥來維持鬥爭的持久，這實在是對愛國誌士的侮辱。在這裏所反映的已不是資產階級的軟弱性，而是赤裸裸的投機性了。
第三，民族資產階級雖然同意罷市了，但是他們堅決反對罷工。他們不斷地說什麼“工界如是罷市，危險萬狀”“罷工如果實現，實非常危險”等等。
因此，資本家去極力阻止罷工。6月7日，紡織業資本家穆藕初在盧永祥召集的會議上說：“查上海人民號稱百萬，而勞動工人居百分之十二（按：實際不止此數），紗廠工人占最多數，一聞商界罷市，各工人亦有罷工之議。湘王月以工界罷工最為危險，遂邀各紗廠開緊急會議，竭力遏止……”
但是，工人們並沒有遵從資本家的意旨，而是陸續實現了全市性的大罷工。這是很使資本家惱火的。在一些資本家看來，由日資開辦的一些工人實行罷工，還情有可原；由中國人開辦的工廠則絕不應罷工。他們甚至提出“工戰”（意思是說用加緊生產、發展工業的辦法來抵製帝國主義）的口號，對工人們進行欺騙，企圖把工人們的熱情引導到增加生產，以便利他們賺取更多的利潤。
當然，資本家的這些如意算盤，並沒有能夠實現。
第四，資產階級在罷市後不久，即隨時準備開市。因為曠日持久，對他們的利潤剝削究竟是有影響的。有一個商人在市後曾經說：“我們前次罷市真不值得，罷了七天，損失了兩千多萬，僅僅罷免了曹、陸、章。”因此，在罷市期間，商店開市者，時有所聞；偷賣日貨和進行投機倒把者，更不是個別現象。6月9日，反動政府及總商會“勸導”開市，“各銀行、各錢莊經理，均已首肯”，一部分商店代表也主張“早日開市”。但是由於店員、職員、學生和廣大中小工商業者的堅持，這項陰謀仍然未能實現。
綜上所述，可以清楚地看出：民族資產階級在三罷鬥爭中既有積極的一麵，也有消極的一麵。毛澤東說：“一方麵――參加革命的可能性，又一方麵――對革命敵人的妥協性，這就是中國資產階級‘一身而二任焉’的兩麵性。”這種兩麵性，在三罷鬥爭中，是表現得十分清楚的。
民族資產階級既然是這樣矛盾的兩麵性格，很顯然，它既不能擔任中國革命的領導責任，也不是中國革命中的主力軍。
工人階級的決定作用
上海工人階級在三罷鬥爭中的罷工人數，尚無精確的統計，鄧中夏在《中國職工運動簡史》一書中估計，“大概有六七萬人”。根據上海工人約有50萬之眾（產業工人20萬），及三罷的全市性規模來看，“六七萬人”怕隻是就產業工人而講，如果把手工業工人、市政工人和店員計算在內，實際人數當會大大超過“六七萬人”。
由於工人階級身受三重壓迫和集中的特點，他們在運動中表現得特別英勇和頑強，和資產階級具有迥然不同的態度，所起的作用也是學生不能相比的。
第一，工人們在罷工鬥爭中，表現了高度的自覺的愛國主義精神。
還在“六三”以前，工人們即積極地自動地投入到愛國運動中。特別是在抵製日貨運動中，工人們有著傑出的表現。例如，“某印刷所工人宣言，不願以日本紙加之機器，如主任有所強迫，寧全體罷工。”再如，浦東沿浦一帶碼頭工人，“全體一致表決，凡遇日本船隻抵埠，不為起貨；並分發傳單，勸導各碼頭勞動界切實進行。各碼頭繼續實行者日多……”又如，虹口吳淞路一帶，“黃包車夫，齊結團體。凡遇某國人雇坐車輛，概不拖拉，以表愛國熱忱一致之意。”連資產階級的報紙對這種現象也不得不稱道說：“此等苦力窮民，亦知大義，殊屬可敬。”
6月4日，學生們動員罷市的時候，他們並沒有動員工人罷工，更沒有像向商店主那樣的“沿街跪求”。6月5日的上海各界聯合會議，實際上並沒有工人代表也沒有什麼工界代表參加。甚至有些部門的工人，如電車工人、電話局接線生、外國人的傭工等開始罷工的時候，一些學生代表還曾經進行過勸阻。
因此，工人們的罷工是自己搞起來的，“從事鼓動的人並不是學生，而是出現於工人之中。”許多工人在罷工時，都一再聲明行動出於自願，他們說：“我們都是窮人，但我們絕對不要我們的國家變成朝鮮第二，那裏的一片景象是慘不忍睹的。我們當前所進行的運動，乃是世界史上一件最為驚人的運動。這是一個全民的運動，不是任何武力所能壓製得了的。”
關於工人罷工出於自動，從許多老工人的回憶中也可以得到證實。例如朱寶庭在回憶當時海員罷工的情況時說：“這次海員參加五四運動，是中國海員工人的第一次罷工，罷工海船達數十隻，工人有5000餘，罷工時間四晝夜。在罷工過程中，雖組織較差，然工友的情緒高漲，精神不屈，始終出於自動自願，實開中國海員運動的光明新紀元。”
工人們罷工後，展開各種愛國活動，發文告，散傳單，舉行聲勢浩大的遊行示威。他們在罷工期間，不但得不到工資，而且為了推動運動的發展，捐獻出自己的血汗錢。例如，求新機器廠，“前日（六日）午後，諸工人遊行街市，表示熱枕。且見街上懸掛白旗橫額，風雨飄搖，易於損壞，未能垂諸久遠，爰特捐集巨資，在機廠街口建造鐵木牌樓一座，高六丈，寬五丈，上題四大字曰‘毋忘國恥’，每字三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