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周恩來提議，覺悟社的成立大會上，通過了一個方案，其要點是：
（一）用白話文，出一種不定期的小冊子；
（二）本“革心”“革新”的精神，以“自覺”“自決”為主；
（三）這個小冊子定名為《覺悟》，主辦這個小冊子的團體就叫“覺悟社”；
（四）內容：甲、通過共同研究發表主張，乙、批評社會生活，丙、介紹名人言論，丁、灌輸世界新思潮。
“覺悟社”成立後，通過了許多創造性的決議，如：
決議規定組織機構采取委員製，把社內工作分成幾類，大家分工負責。
決議規定新社員的入社，必須有社員3人以上的介紹，經全體社員同意。還通過了女社員的這一提議：發展社員時必須男女各一，以保持社內男女平等的人數。10月21日和12月21日兩次通過的新社員，都是一男一女，就是根據這一決議實行的。後來因為請求入社和社員介紹的新社員多起來了，又改用一種“社友”的辦法。1920年1月，第一批通過了“社友”10人，也是男女各半，黃正品就是當時通過的“社友”之一。
決議規定“社員用抽簽辦法決定代表個人的號數，代替各人對外的姓名。”抽簽的方法是用50個號碼，各人抽一個，再用這個號碼的諧音取一個別名，用以通信或作筆名。鄧文淑抽的是一號，因此，她別名“逸豪”；周恩來抽的是五號，因此，他別名“伍豪”。
在第一次的會議上，周恩來還提議邀請北京的進步學者，如李大釗等，到天津講演，灌輸新思潮。這項提議，得到大家的一致讚同。
9月21日，即覺悟社成立後的第5天，李大釗被邀請到天津來作學術講演，並被邀請到覺悟社談話。在覺悟社，李大釗看到這些年輕有為的男女青年，共處一堂，議論國家大事，感到非常高興。他認為，這是中國曆史上的創舉。“五四”當時，還是男女分校的，北京大學的學生到女高師去發動，還要和女校代表各坐會客室的兩頭，由學監坐在中間加以監視，因為孔夫子說過“男女有別，授受不親”麼！現在覺悟社的青年們，卻以行動把孔夫子的封建教條粉碎了，這如何不使人振奮呢？李大釗對覺悟社的活動，如辦刊物等，都非常讚許。李回到北京後將天津的情形加以介紹，北京的學生們都非常羨慕。
李大釗到覺悟社談話，他那樸素、慈祥、謙虛而親切的態度，給社員們留下深刻的印象。他走後，社員們朗誦了他在《新青年》上發表的幾篇文章，特別是《庶民的勝利》《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戰後的婦人問題》《我的馬克思主義觀》等，受到了很好的馬克思主義教育。
李大釗在和“覺悟社”的談話中，特別強調了男女平等的問題，主張應把女子當成“人”看待。女社員們聽了，非常感興趣。有幾個女社員，長期反對把女性第三人稱寫成“她”，而主張用“伊”來代替。
除李大釗外，錢玄同、劉半農等，也到過天津來講演，也曾到覺悟社來談話。他們有的是被邀請來的；有的則是在聽說天津男女學生合室辦公後，特別來參觀的。
1920年1月，《覺悟》第一期出版了，封麵題字上刊印著醒目的五角星，說明馬克思主義的光輝照亮了他們前進的道路，促起了他們的覺悟。
在這本大32開、100餘頁的雜誌中，《覺悟》和《覺悟的宣言》是兩篇綱領性的文字，都為周恩來所寫。《覺悟的宣言》指出：“我們中國自從去歲受歐戰媾和的影響，一般稍具普通常識的人，也隨著生了一種很深刻的‘覺悟’；凡是不合於現代進化的軍國主義，資產階級，黨閥，官僚，男女不平等界限，頑固思想，舊道德、舊倫常……全認為應該鏟除應該改革的。”
周恩來在1919年4月所寫的《遊日本京都圓山公園》《四次遊圓山公園》《雨中嵐山――日本京都》《雨後嵐山》等幾首新詩，也都登在《覺悟》第一期上。
瀟瀟雨，霧蒙濃；
一線陽光穿雲出，愈見姣妍。
人間的萬象真理，愈求愈模胡；
――模胡中偶然見著一點光明，
真愈覺姣妍。
登高無望，
青山渺渺，
被遮掩的白雲如帶；
十數電光，射出那渺茫黑暗的城市。
此刻島民心理，仿佛從情景中呼出：
元老、軍閥、黨閥、資本家……
從此後“將何所恃”？
這些明快、清新而又寓意深刻的字句，讀來十分感人。
總之，天津覺悟社的成立和它出版的《覺悟》，在北京及全國各地引起了很大反響。當時的北京《晨報》，對覺悟社加以評論說：天津的許多青年學生團體，“由純粹的分子來結合而具有特別色彩的，確是微乎其微了，記者敢對諸君說，天津隻有一個這種的團體，可以說是天津的小明星”，“這團體就是‘覺悟社’，該社產生了三個月，會員是天津學界中最優秀、純潔、奮鬥、覺悟的青年結合的小團體”，“他們抱了時時覺悟、刻刻覺悟的決心，所以叫覺悟社。”
10月的鬥爭
8月下旬北京“總統府”前的請願鬥爭，沒能達到目的，山東人民很不甘心。9月下旬，山東學、教、農、商各界又在醞釀進京請願。當時返國的華工（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赴歐的華工，山東人居多數）也積極參加活動，這引起了反動當局的極大恐懼。反動政府三令五申，使華工一律回原籍，並派人暗中破壞、阻撓各界代表的再次進京請願。但是，有誌者事竟成。代表們終於通過各種渠道和天津等地取得了聯係。
覺悟社成立後僅兩天，就迎接了山東來的一個秘密代表團。代表團共六個人，他們都是濟南、青島、煙台等地愛國團體推選出來的。他們要求天津各界聯合會邀集各省區代表到北京為山東問題再來一次大請願。為此，天津學聯電請上海全國學聯出名約集，並派出代表和山東代表一同到了上海。在他們的提議下，上海全國學聯邀集各團體代表開了一個聯席會議，大家約定號召全國各地派代表到天津集合，討論行動計劃。
9月20日，各地代表在天津集合，除湖北代表施洋等二人因故未能趕到外，計到有上海、南京、天津、煙台、青島、濟南、蓬萊、黃縣、河南、長辛店、通縣等地的代表共31人。9月下旬的三個夜間（均在12時以後），這些代表們在天津法租界一個教堂的地下室內先後開了3次秘密會議，討論了進京請願的內容和具體步驟。
9月30日，北京東城米市大街的青年會內，發生了一場爭論。原來，各地代表進京後，想約請北京學生共同行動，因此邀請了北京學聯代表在這裏開會。可是，這時把持北京學聯的負責人是張國燾，他在會上公開表示請願不會有什麼結果，主張北京學聯不參加這一活動，並具體地說：北大、清華都不參加。因此，各地代表和他展開了爭論，其中爭論最激烈的是黃正品（黃愛）。張國燾說：“學生無盾。”黃正品慷慨陳詞，據理以駁，並拍著自己的腦袋說，擔保天津全體學生誓作後盾。結果，這次會議不歡而散。由於張國燾的破壞，北京學生沒有能參加這次鬥爭，上海學聯的一位代表也宣告退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