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天的戰鬥，軍警無法禁止他們的活動，馬駿同誌領導代表鬥爭的堅決，受到群眾的愛戴，也為賣國政府所畏懼，賣國政府無計可施，於是設法下毒手，把請願大隊都壓縮到天安門裏邊，包圍起來，並聲稱要逮捕馬駿。
但是，他們搜捕很久，也找不到馬駿，他們就用槍托，皮鞭亂打學生，脅迫代表們交出馬駿。
大家雖受到毒打，仍然設法掩護馬駿，不要馬駿出來。但馬駿不忍同學們挨打，就毅然挺身而出，大喊說：“你們不要打人、罵人，我就是馬駿，要逮捕就逮捕好了。”軍警們如狼似虎地撲上來，就把馬駿抓住了。頓時學生群起反抗，要求釋放馬駿。反動軍警當然不肯，他們有意要使群龍無首，好驅逐解散請願群眾。
馬駿當時卻毫無懼色，從容地向同學告別，高呼：“同學們我們此來，是抱定犧牲決心的，我今被捕，不必恐懼，堅持奮鬥一定會勝利的。逮捕一個，更會奮起十個、百個、千個的愛國者。愛國者是逮捕不完的。暫時告別了！同學們堅持奮鬥到底！祖國萬歲！”“祖國萬歲！”“自由萬歲！”馬駿的聲音如洶猛的狂濤，怒吼起來。
群眾雖然被毒打驅散，但全城燈光的輝映，同學們的講演聲、口號聲，仍然震撼寰宇。8月23日，第二次請願的消息傳遍全國，全國的學生和愛國人民，都沸騰起來了。全國各地都舉行了示威遊行，雪片似的通電紛紛打給北京政府，提出斥責，抗議逮捕人民代表，要求立即釋放。
第一批山東代表捕進去，第二批請願代表又來了。這批請願代表，積極展開宣傳活動，到處散發傳單，揭露馬良暴行。傳單有多種，文字簡短有力，北京街道的行人，在看到這些傳單後，都非常感動。有一張傳單訴述請願代表被捕，全文是：
取消山東戒嚴令！
懲辦馬良！
這兩件事，是北京、天津、濟南、唐山等處的代表向總統請願的。總統不但不見，反把代表等一幫囚在警廳裏！一幫困在新華門前。
啊！隻許賣國的官吏橫行，不許小百姓愛國！
大家快起來想法吧！
還有一張傳單，揭發馬良和反動政府的罪行，全文是：
請願！請願！要大家發點天良！救山東同胞！救自己！
山東鎮守使馬良，原是武人，不能盡他的天職，護衛國家，反例幹涉行政、司法、外交，現在甚至恃借其勢賣國，妄殺無辜，毆辱學生，禁止國民提倡國貨，竟公然說道日本賣給他軍械，是他的恩人，中國要和日本合並等等荒謬極了的話。這樣看來，政府不但不懲戒於他，還要信重他，用戒嚴令箝製人民的口，又拘留這一次的請願代表，這不是政府竟想叫山東人民無聲無息的做日本奴隸麼？
諸位呀！時急矣！事迫矣！大家快起來，求政府中人發點天良吧！
反動政府是不會自動發“天良”的，隻有靠人民群眾堅持不懈的鬥爭。
天津學生聯合會和女界愛國同誌會，是估計了這次請願的艱巨性的，並作了代表可能被捕的準備。當北京請願代表被捕的消息傳到天津的時候，周恩來向學聯的幹部指出：這正是繼續加強愛國運動的時機，用不著驚慌緊張，依照計劃進行就是了。被捕，隻要經得起考驗，不算什麼！但營救他們，是我們的責任！周恩來又在天津學生報社聯合會召開的臨時會議上，報告了請願的經過，並指出：當前應把注意力集中到請願鬥爭上來，必須進一步喚起民眾，聯合鬥爭……
當《天津學生聯合會報》關於京津請願代表被捕的《號外》出現在天津街頭的時候，全市沸騰起來了，群眾憤怒聲討賣國政府，上千人要求參加赴京請願鬥爭。8月25日，天津組成了幾百人的隊伍，分批赴京。26日，北京、天津兩地學生共三四千人，向總統府進發。同日，以“北京天津濟南山海關唐山蘆台煙台等處各界聯合會”名義散發的傳單中說：
政府壓迫人民，吾們各界的代表，用最後的手段，把犧牲的精神，要求政府的覺悟。吾們第一次的代表三十八人，已經拘在警廳。今日早晨，吾們第二起代表，又向新華門進發。可是政府壓迫的方法更高明了，竟把新華門做拘留所。吾們各界的代表，隻許出不許進，並且吾們的女代表連大小便都不允許。
有記者寫的現場報告中說：“先由警察士兵等齊捕馬駿，馬駿即擠入人叢中不出，學生有持木棒者即行亂毆警察，警察亦還擊，在天安門內循環三周，亦未拿獲馬駿。”
但是，反動派的逮捕並未能壓服群眾。8月30日，學生們仍然在北京街頭發表演說和散布傳單。前門外一帶的演說者當眾表示：“他（指反動派）押一個，我有十個，他殺十個，我有一百個，我們是不怕他的。”
為了推動請願鬥爭的順利發展，營救全體被捕代表，周恩來親自到了北京，他一方麵鼓舞大家的鬥誌，一方麵領導大家積極開展營救活動。周恩來等學生代表們動員了幾千學生，分別包圍了北京、天津的警察廳。在廣大群眾的愛國運動壓力下，在各界人士（如南開學校校長張伯苓等）的營救、保釋下，反動政府不得不在8月30日釋放了被捕的全部代表。
被捕代表回津後，受到熱烈歡迎。“各界往車站歡迎者，途為之塞，遊行街市，直擁商會開歡迎會。”
（摘自《天安門見證錄》）
覺悟社的誕生
1919年9月2日，從北京到天津的火車飛馳著，車中坐著周恩來、郭隆真和被釋放的天津代表們。他們一麵從列車的窗口？望著祖國的大地，一麵在思索著和談論著如何拯救這被帝國主義、封建軍閥的鐵蹄所蹂躪的破碎河山。當談到今後如何活動時，郭隆真認為天津學生聯合會女界愛國同誌會應該更緊密地合作，成為天津愛國運動的核心。另一位女界愛國同誌會的代表則提出，女界愛國同誌會應該加入天津學生聯合會，以壯大學聯的陣容。周恩來除同意以上的意見外，還進一步提出了兩點建議：第一，除了把兩個組織合並外，還要把這兩個組織中的骨幹分子結合在一起，另組一個強有力的核心小組來推動各項鬥爭和工作；第二，由兩會各推若幹人辦一個刊物，來指導運動的方向，並向廣大愛國同胞宣傳我們的主張。周恩來的這個建議，得到了全體代表的一致讚同。
1919年9月16日，覺悟社這個核心組織在天津草廠庵學聯會內誕生了。男女社員各半，男社員有周恩來等10人，女社員有郭隆真等10人。10人男社員中，有7個是南開中學和南開大學的學生，一個高等工業學校的學生，一個第一師範的學生，一個北洋大學的學生，他們或是學聯會的正副會長，或是《會報》的主編，或是學生運動中的骨幹。10個女社員，都是女子師範的畢業生和學生，也都是女界同誌會的負責人或骨幹。鄧文淑（鄧穎超）是年齡最小的社員，當時是學聯的講演部長。
周恩來是學生運動的領袖。在籌辦中，天津學聯和女界同誌會的負責人，便都推周為覺悟社的領導人，但他謙虛地不肯擔任，表示應該平等地輪流負責。可是，每次開會，社員們都推他為主席，雖然總要經過一番推讓，但推讓的結果，最後大家還是異口同聲地說：“還是翔宇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