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實踐上看，最早發動這種聯合的是天津各界聯合會。天津各界聯合會是在6月18日成立的，它在各地成立的各界聯合會中是較早的一個。它在成立後，不僅積極組織代表進京請願、從事拒簽和約運動，而且連續派出代表到各地聯絡，推動各地各界聯合會的建立，如韓致祥（麟符）曾被派赴外地活動數月。經聯絡各地各界人士的努力結果，到9月份，“其已成立各界聯合會者如下：石家莊、太原、漢口、南昌、九江、安慶、杭州、南京、鎮江。其尚在組織中者如下：開封、蕪湖、上海、鄭州。”同年9月中旬，又派出劉清揚等三人到上海，和上海各界聯合會發起籌備全國各界聯合會，鼓吹建立全國各界聯合會的重要性。當時前來上海參加籌備工作的還有湖北代表施洋等人。
6月間在上海成立的全國學聯，對全國各界聯合會的建立起了促進作用，它和全國各界聯合會籌備會一起，曾先後派許德珩、施洋等，分赴南京、杭州、江西、湖南、武漢等地，依靠各地學聯，促進了那裏的各界聯合會的建立。
到11月中旬，各地建立的各界聯合會組織已達50多個。
11月10日，全國各界聯合會成立大會在上海四川路青年會舉行。到有十幾個省的各界聯合會的代表，共數十人。
劉清揚主持了大會，她在致詞中指出全國各界聯合會的宗旨是：
“（一）救國家於水火；（二）促國民自治精神；（三）救世界人民保守永久之和平。”
孫中山的代表和章太炎也曾到會祝賀和發表演說，他們的講話雖然指出了人民團結和行動一致的重要性，但是他們強調恢複國會和“護法”是“挽救國家危亡的關鍵”。
其他代表在祝詞中也都強調了全國各界聯合會的重要作用，有的還指出“不可將工界看得太輕”，正是“因有中國三十萬華工在外做工”，中國政府才得以派出代表出席巴黎和會。
施洋當時是湖北代表，又是籌備員，他在籌備全國各界聯合會的過程中，建樹很多。該會的“組織綱領，函電宣言，以及勸告全國農工商學界文字，亦多出自伯高之手”。由施洋起草，為大會一致通過的《全國各界聯合會成立宣言》中指出：“今之世界，端在多數國民之自決，決非少數人所能支配。故群眾自動，已成世界人類圖存之定義。”宣言回顧了：“數月以來，國之群眾運動，風起雲湧，雖受種種壓迫，不少顧卻；大義當前，決不退讓”，從而指出：“人類之精神貴團結，不取渙散，而尤賴有正當之組織。”全國各界聯合會就是根據這一精神而建立的，它的性質，“純為平民之組織”，“一洗從前崇拜首領之舊習，以力謀公眾之幸福，不受少數人之操縱。合各界為一體，以覺悟人群為主旨。”
大會產生之聯合會機構，分評議、執行二部。施洋、劉清揚等都在其中任職。施洋被選為第一屆評議部主任，不久（12月9日），又被選為常任委員（常任委員共九人），負責日常會務工作，他的“熱忱毅力，夙所共佩”。
全國各界聯合會成立後，大力開展宣傳和組織活動，有力地推動了各地愛國運動的延續和發展，被反動派視為“內地屢次發生風潮”的“根據地”。直至1920年5月6日，它在京滬反動當局和法國使、領館的密謀下，才被查封。
全國各界聯合會的領導機構和籌建人員中，雖有許多思想界的先進分子參加，但其性質仍然是一個愛國主義的群眾組織。從其宗旨、宣言和活動來看，還看不到受有多少馬克思主義的影響。但是，這個組織的建立卻反映了當時群眾愛國運動的一種總趨勢，即由各地的自發鬥爭進一步組織起來。特別是反映了群眾覺悟的進一步提高：“大聯合”的思想深入人心。人民群眾是曆史的主人，當他們一旦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時，就將發揮出無窮無盡的力量，無敵於天下，什麼帝國主義、軍閥，都不在話下。
對閩案的聲援
魯案未平，閩案又起。
在19世紀末的“割地狂潮”中，福建已被日本帝國主義視為自己的勢力範圍。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侵略者乘機擴大勢力，更不許福建有任何反抗行動之發生。
1919年11月間，福州學生為提倡國貨和抵製日貨，常到各商店進行調查，並有時焚毀日貨。但駐福州的日本居留民團，竟於11月16日午後六時，集眾數十人，持械尋釁，故意與學生發生衝突，結果擊傷學生七人，擊斃一人，並傷市民多人，造成震動全國的“福州慘案”。駐福州的日本侵略當局，不惟不對凶手嚴加懲治以謝罪，反而電請本國政府借口保護日僑派艦來閩，進行訛詐。為此，福州學聯向全國各地的各界聯合會及學生聯合會發電求援，電文說：“……釁由彼開，損失均在我國……隻論強權，不問是非，軍閥賣國政府昧心隱忍，與之交涉處處讓步。雖因外交暗弱，究竟由於親日關係造成失敗，不能徹底堅強抗爭，反而摧抑民氣。請各省各地愛國團體團結起來一致反抗……一定使日本政府對其居留民行凶暴行加以嚴懲，並負法律上責任……”
閩案發生後，全國各界聯合會於當日便接到福建學聯的急電。因此，聯合會自11月17日起，便連日急電各地團體、報館，請一致聲援。23日，它又為閩案向各地發出通告，呼籲“速開國民大會，舉辦遊行演講，警告全國父老，使知吾國危亡已在眉睫，迅與日人斷絕國民交易，厲行抵製日貨，決不供給日本一切米糧煤鐵及各種原料”。全國學生聯合會也於12月1日就閩案電各地學聯，要求“每日多派學生遊行演說，痛陳日人並吞吾國之野心，此次在閩之橫暴，喚起國人一致力抗”；“對於日貨須特別加以抵製”；將各地一致讚同之解決閩案八條件急電北京政府外交部，促其與日本政府嚴正交涉。
閩案消息傳到北京，引起學生們的極大憤慨。11月29日，北京學生約5000餘人，齊集天安門，分為30隊遊行示威。這次遊行，在人數上，是比較多的。在組織上，學生們也積累了更多的經驗，有負責發布新聞招待記者的，有負責救護的，還組織人專門負責偵察日本侵略者和反動軍警的動靜。遊行隊伍沿途散發了100多種傳單，並高呼“頭可斷，血可流，福州不可失”，“力救福建”“抵製日貨”等口號。旅京福建學生聯合會在《泣告全國同胞書》中說：“今青島何如者？吾福建又如此矣！福建之被蹂躪，原閩人意料所及，故雖死亦心甘。特不抵抗以死，實貽我同胞羞，遂不能不奮鬥。奮鬥矣，又恐力弱致敗為同胞累，遂不得不求助。凡所以為自衛計者，請共努力行之，我閩人願盡死以活同胞也。”聯合會還提出了“抵貨十人團”的辦法：
一、宗旨：不買日貨，不賣日貨，不用日幣，不接濟日本原料和糧食；
二、組織：十人一團，舉一個代表，負連帶責任；
三、責任：團員及自己家庭絕對實行本團宗旨，每人並須勸導十家實行本團宗旨；
四、報告：各團進行結果，報知各地學生或其他團體，由學生會或其他團體公布之。
12月7日，學生們又聯合北京愛國商人在天安門召開國民大會，提出強烈抗議，要求撤換日本駐福州的領事，要求日本懲凶、道歉，並要求收回領事裁判權。大會還決定北京各商店一律不賣日本貨，並由北京大學等20多個團體，組織“抵製日貨委員會”，有計劃地進行鬥爭。關於12月7日的這次天安門大會，人數空前，影響很大。中美通信社的報道是：“是日不期而（與）會者共有七十六團體，人數共達十萬，於斯可觀民氣之盛。”當日，“各界所發傳單，計有五六種之多，所攜小旗上書‘眾誌成城’‘福州問題嚴重抗議’‘山東問題反對直接交涉’‘打破強權’‘時日曷喪’‘準備宣戰’等等字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