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等人對“九一八”事變後我國的政治形勢和階級關係的變化，熟視無睹，教條主義地重彈他那日帝進攻中國旨在進攻蘇聯，我們的任務是保衛蘇聯的老調。例如，在事變發生後第三天發表的《中國共產黨為日本帝國主義強暴占領東三省事件宣言》中提出：“日本帝國主義實行占領東三省，不過是帝國主義進攻蘇聯計劃之更進一步的實現，全中國工農勞苦民眾必須在擁護蘇聯的根本任務之下，一致動員武裝起來給日本強盜與帝國主義以嚴重的回擊。”《宣言》忽視了中日民族矛盾上升和中間階級的抗日民主要求，反而斷定中間派別是“最危險的敵人”，拒絕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他們還強調日本帝國主義進攻蘇聯和直接壓迫中國革命的危險，提出擁護蘇聯，武裝保衛蘇聯這樣完全脫離人民抗日要求的口號。他們不是把中華民族的生死存亡擺在最突出的地位，而不適當地過分強調國內的階級矛盾，提出：必須在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同時“進行推翻國民黨統治的鬥爭”。在左傾路線的錯誤指導下，1932年，北平地下黨發動、領導了“三一八”“五一”“五四”“五九”“五卅”等青年學生示威運動，以及三天兩頭地組織學生分頭手持“打倒帝國主義、國民黨”的小旗，高喊“擁護共產黨”“武裝保衛蘇聯”“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等口號，舉行飛行集會。發動黨團員和赤色群眾到處寫粉筆標語等。這些不講策略、脫離群眾的公開鬥爭，接連遭到了軍警的鎮壓，使一度轟轟烈烈的抗日高潮開始低落。蔣介石政府與日本簽訂《上海停戰協定》後，更加變本加厲地壓迫人民的抗日活動，不但示威、遊行、罷工、罷課在禁止之列，就連抗日團體、抗日標語也被列為非法。共產黨員、青年團員常常被逮捕、殺害，愛國學生也不斷無故被開除。
為了扭轉革命低落的形勢，7月中旬，中共北平市委在清華大學召開黨的代表大會。但是，在左傾路線的指導下，會議不但沒有吸取革命力量屢遭破壞、參加運動和群眾日益減少的教訓，沒有指出種種主客觀條件造成的革命運動暫時低落和中日民族矛盾日趨尖銳的形勢，反而認為當時北平的形勢是“罷工浪潮洶湧澎湃”，“工人鬥爭從反攻走上進攻”。提出“目前北平黨的主要任務是抓住北平工人的急劇鬥爭情緒，加緊組織與領導工人的日常經濟的政治的鬥爭，一直作到發動遊擊戰爭、革命兵變與土地革命運動”和“爭取蘇維埃革命在一省數省的首先勝利”的左傾口號。在城市工作方麵，強調利用公開形式，反對所謂“舊的秘密工作方式”。在組織上則強調“反對右傾主要危險”，給“和平合法觀念”“白色恐怖觀念”“以無情打擊”。
在這種左傾錯誤的指導下，中共北平地下黨組織了“八一”示威和“九一八”周年紀念日群眾集會示威，結果都遭到反動軍警的鎮壓，部分黨團員和革命群眾被捕。但是在支部會上總結這些示威時，總是不顧事實地瞎說：“取得了偉大勝利，擴大了政治影響。”1933年，在極端嚴重的白色恐怖下，北平市委仍然沒有從群眾的切身利益出發組織群眾鬥爭，反而追隨當時中央的左傾錯誤，依靠少數黨團員骨幹，由各支部公開征收共青團員，開展“紅五月”工作競賽和“衝鋒季”活動。
雖然白色恐怖嚴重和“左”傾路線的錯誤指導，使北平的革命形勢暫時低落，但由於日寇的加緊侵略和國民黨殘酷的法西斯統治，給人民帶來的痛苦日益加深，北平青年的抗日反蔣鬥爭並沒有停止。1932年以後，北平學生反對國民黨法西斯教育和反對軍警行凶迫害的鬥爭此伏彼起。5月，北平大學工學院學生因旅費問題發生了驅逐院長程子雲的鬥爭，遭到國民黨的武裝鎮壓，激起了全市學生的憤怒。中共北平市委抓住這一事件，在學生中廣泛發動，使鬥爭迅速擴展到大、中、小學。並在這次鬥爭中，成立了北平大、中、小學學生聯合會，統一了鬥爭的領導。為了抵製國民黨北平當局的武力鎮壓，北平大、中、小學學生聯合會決定舉行全市學生總罷課，把學生的鬥爭由反對個別專橫的學閥擴展到反對整個國民黨的法西斯教育，使某些學校學生要求免費和選擇校長的分散鬥爭彙合成為北平學生爭取言論、集會自由及爭取教育經費獨立的民主運動。其間，師大學生因向國民黨政府要求派校長請願示威而與前來彈壓的軍警發生了衝突，師大學生在各校學生的援助下，堅持鬥爭兩天。從1931年底起，各校教職員相繼展開的索薪鬥爭，這時也彙合成全市性的運動，並且成立了平津各校教職員聯合會，與學生的鬥爭結合在一起，形成了反抗國民黨壓迫的一股力量。
為了加強對北平的法西斯統治，1933年3、4月間，國民黨政府派遣反動的特務武裝――憲兵三團進駐北平。從此，白色恐怖加劇，北平青年的鬥爭更加艱難。憲兵三團原駐南京，是國民黨政府的“禦林軍”，是仿效法西斯的辦法訓練的一支特務部隊，這次調來北平是專門對付共產黨、青年團和抗日愛國人士的。憲兵三團有一套鎮壓共產黨、破壞群眾運動的反革命經驗，他們不僅利用國民黨原來在各校的組織，還派了帶槍的特務深入各大學頻繁活動，采用綁架、暗殺等手段迫害進步青年，甚至還派特務打入革命隊伍內部刺探情報。因此，地下黨團和外圍革命團體接連遭到破壞。
為了實施反革命的法西斯統治，國民黨當局在北平廣設監獄、看守所。除原有的第一、第二監獄外，30年代初又建立了草嵐子監獄（1932年3月，改名為北平軍人反省分院）。這是一座關押、迫害共產黨員和革命誌士的魔窟。這座監獄大約能容納100多人，在這裏被監禁的既有參加過大革命的老黨員，也有大革命失敗後入黨的新黨員；既有工農出身的黨員幹部，也有許多青年學生。特別是1932年7月以後，關進草嵐子監獄的，大部分是因參加抗日示威遊行而被捕的青年學生。反動當局對被關押的革命者進行了非人的摧殘和迫害。為了同敵人作鬥爭，獄中的共產黨員和青年團員成立了秘密的黨支部和團支部，成為獄中鬥爭的核心和堡壘。國民黨特務不僅殘酷迫害共產黨員、青年團員和進步學生，連一些知名度很高的進步教授、學者也難幸免。1932年12月初，師大進步教授馬哲民、北平大學進步教授侯外廬先後失蹤，幾天後，北大教授許德珩也被捕。在拘禁期間，許先生親眼看到監獄裏人滿為患，被關押的愛國學生有僅14歲的小學生和17歲的中學生。1934年9月，北平女子文理學院院長、著名曆史學教授範文瀾先生也因保護進步學生，支持、資助抗日團體互濟會而被捕，並被戴上鐵鐐押往南京。經多次審訊，始終找不到判罪的證據，竟給範先生加上一個“妨害友邦”的罪名。1933年，在宋慶齡領導的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和知名人士的營救下，許德珩、馬哲民、侯外廬相繼出獄。1935年春，範文瀾也在知名人士的營救下被釋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