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初開學時，經過與校方的說理鬥爭，各學校學生自治會開始了重新選舉。選舉中，“新學聯”利用金錢賄賂，請吃飯、看電影、聽戲等辦法進行拉攏。凡接受賄賂的，都要把選舉證留下，由右派學生代填被選舉人。但是，接受這種賄賂的人很少，右派學生在選舉中終於失敗。這樣，各校學生自治會通過公開選舉取得了公開合法的地位，為統一學運創造了前提條件。4月，北平學聯再次致信“新學聯”，建議兩個學聯同時撤銷，由各校學生會代表重新組織學聯。同時，派出代表與“新學聯”談判。“新學聯”麵對北平學聯符合民主程序的建議，驚慌失措，遲遲不予答複。他們在一次與北平學聯代表的辯論中，理屈詞窮地說：“你們有你們的主張，我們有我們的主張，你們幹你們的，我們幹我們的。”北平學聯代表問他們：“你們的主張是什麼，你們要幹什麼？”“新學聯”代表張口結舌，說不出話來。事後，“新學聯”竟以“北平學聯未在政府立案”為由，拒絕了北平學聯的建議。
為了團結廣大中間群眾，統一學運，學委還根據廣大青年的特點、興趣和愛好，及時地作出決定，開展豐富多彩的群眾文化福利工作，以便推動抗日救國工作的開展。當時把這種工作方式叫做“生活路線”。1937年春，學聯組織了兩次規模很大、包括全市各大中學校學生參加的春季旅行活動。第一次去香山，參加的有3000多人，並邀請了很多藝術學院的師生來演出。其中崔嵬和張瑞芳合演的《放下你的鞭子》，很受大家的歡迎。每次演出後，崔嵬的藤箱子裏的錢總是滿滿的，他們馬上把這些錢交給學聯。第二次去溫泉，參加的有5000餘人，這次除演出雜技、組織歌唱、遊藝外，還演出了臨時排練的揭露非法審訊救國會領袖沈鈞儒、鄒韜奮等“七君子”的話劇《開庭》，反響非常強烈。最後，觀眾一致提出通電全國，要求南京國民黨政府釋放上海救國會領袖和一切政治犯。在這些活動中，民先隊員們有意識地接近中間群眾，聽取他們的意見和要求，從而消除了誤會，增進了友誼。
除此以外，北平學聯和民先也注意用各種紀念日來教育、團結群眾。3月8日國際婦女節，北平大學女院和東北大學、中國大學等校女學生百餘人，到圓明園聯合組織紀念活動。3月12日，北平各校學生為紀念孫中山先生逝世十二周年，在香山碧雲寺中山先生衣冠塚前舉行公祭，有500人參加，老同盟會會員李錫九應邀到會講演。大會通過了三項決議：
（一）恢複總理三大政策，並通電全國請求一致主張；
（二）通電全國，擁護中央收回領事裁判權；
（三）請中央切實遵照總理遺教，重擬國民大會選舉法。
北平學聯和“新學聯”的鬥爭發展到1937年的“五四”，更趨於激化。這天，北平學聯原定在師範大學舉行紀念大會，後來，了解到“新學聯”也要開紀念會，於是就與“新學聯”商定在師範大學聯合舉行。北平學聯的這一決定得到了社會輿論的讚揚和同情。這天下午，北平學聯的學生排著整齊的隊伍入場，秩序井然地在師大操場坐下。大會開始後不久，早有準備的誌成中學校長吳葆三帶著一群童子軍趕到，他們手拿棍棒，瘋狂地向學聯代表打來。台上的國民黨教授陶希聖、楊立奎、熊夢飛等人，鼓動暴徒猛打。北平學聯的代表們不願傷害童子軍，便一麵進行自衛，一麵保護著台上的其他代表撤離會場。代表們來到平大法商學院後繼續開會。一部分進步教授在會上講了話，支持學聯的鬥爭。這次鬥爭，學聯方麵由於沒有準備，有30餘人受傷。
會後，北平學聯出版小冊子，並利用合法鬥爭的手段向法院起訴，進一步揭露“新學聯”不顧國家民族利益的可恥行徑。反動教授參與毆打進步學生事件，本已引起教育界和全市人民的極大憤慨，而反動教授楊立奎又以維護舊禮教自命，通電攻擊進步教授所提倡的新啟蒙運動；更激起文化界的義憤，他本人也因此名聲掃地。“五四”紀念會事件後，廣大中間學生認清了“新學聯”的真麵目，重新團結在北平學聯周圍。從此，“新學聯”陷於空前孤立的狀態，不久，就銷聲匿跡了。
最後的準備
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後，中國的政治局勢發生了變化，特別是1937年2月，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被迫部分地接受了中國共產黨的主張，標誌著國共兩黨停止內戰，第二次合作的初步實現。在學生運動中，由於正確執行了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工作也獲得了極大的開展。這時，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者王芸生於1936年12月底-1937年5月，在《大公報》《國聞周報》等報刊上連續發表了六篇《寄北方青年》的文章，反對中國共產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獨立自主的政策，侈談抗日應以國民黨為中心。他提出：“我們目前的路線是團結建國，其方式是以國民黨為中心”，並把北方青年運動出現的分裂歸咎於共產黨的“標語口號所遺留下來的惰性作用”，勸誘學生“不要為那五彩繽紛的標語口號所迷惑”，妄圖阻止愛國學生參加抗日救亡運動。
正當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者勸誘北方青年離開戰鬥時，黨內持“無條件統一論”的右派分子徐芸書等人也出來與之呼應。他們在《國聞周報》上公開發表了《論共產黨問題》《北方青年的回響》等文章，聲稱：“中共對於民眾運動中的‘左’傾宗派，不能不負實際責任。”要求中國共產黨“放棄蘇維埃的政治係統的獨立”，“徹底轉變到民族統一陣線的政策的路上來”。
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者和黨內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掀起的這股逆流，絲毫也阻擋不了“一二？九”運動的深入發展。劉少奇、凱豐等同誌先後發表《民族統一戰線的基本原則》《論左派》《“聯合抗日”與“團結建國”》《我們所望於北方青年者》等文章，從理論上闡述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抗日與建國、中國共產黨的政治主張等問題，幫助廣大黨員、青年提高認識，自覺地肅清改良主義、投降主義的思想影響。彭真還到清華大學找有關黨員幹部談形勢、講政策，分析黨同徐芸書等人分歧的實質。彭真又親自找徐芸書談話，對他進行嚴肅的批評和幫助，但他拒絕接受。其後徐因堅持錯誤，被開除黨籍。由於黨的及時教育，廣大黨員認識到右傾投降主義者實質上是國民黨的應聲蟲和俘虜，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思想更加深入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