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觀經濟學，是使用國民收入、經濟整體的投資和消費等總體性的統計概念來分析經濟運行規律的一個經濟學領域。
宏觀經濟學是相對於古典的微觀經濟學而言的，而就這一領域在現實經濟活動中的實際意義，在我的眼中，宏觀經濟是對一種大環境下的經濟調控模式，尤其對於國家政府而言，就是指政府在調節和控製宏觀經濟運行中所形成的特定關係。
主要包括政府經濟職能、政府宏觀調控行為和政府宏觀調控關係三個方麵。
三者內在邏輯關係是：政府經濟職能是基礎，它決定政府宏觀調控行為的性質，也就是說，政府管什麼，決定了它采取什麼性質的措施來達到自己的目的；而政府宏觀調控行為的性質，又最終決定政府宏觀調控關係的性質，即不同性質的政府經濟調控行為導致政府與經濟主體之間建立的關係類型不同；不同類型的政府宏觀調控關係又反過來影響政府宏觀調控行為的性質和政府經濟職能的實現程度。
三者之間互相聯係，互相作用，形成二個動態的宏觀調控模式。經濟的發展有其內在規律性，人們在一切經濟行動中，都要遵循其規律。因此，如何掌握經濟規律的關鍵是正確處理市場與政府對經濟發展相互作用的關係，就國家範圍而言，政府經濟職能“定位”的科學性就顯得格外重要了，我們普通百姓作為一名經濟生活的參與者，在了解宏觀經濟學知識的過程中，除了具體的書本知識以外，對於中外政府以往以及當下關於國民經濟的宏觀調控也應多一份關注。
在我國計劃經濟時期，由於我們完全忽視市場的作用，一味強調政府的作用，政府的經濟職能無所不包，其結果使我國國民經濟幾乎崩潰。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特別是十四大以後，我們逐步突破計劃經濟的樊籬，實行市場經濟，轉換政府職能，充分發揮市場和政府二者協調作用，使我國國民經濟高速、健康發展，取得了巨大成功，世人矚目。
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發展過程初期，一些國家接受亞當·斯密的自由放任思想，弱化政府經濟職能，完全讓市場來調節經濟的運行，其結果造成了20世紀30年代“資本主義世界的危機”。於是，各國紛紛拋棄自由放任思想，而接受凱恩斯的經濟幹預思想，政府轉變為積極“幹預者”，強化政府職能，經濟活動由政府來調節，削弱市場機製的作用，其結果再一次導致了20世紀70年代資本主義國家經濟的“滯脹”。為此，各國紛紛總結經驗，積極探索政府與市場的關係問題，采取了政府和市場相結合的“混合型”經濟模式，充分發揮政府和市場在經濟運行過程中的協調作用，促進了經濟的發展。
在經濟大蕭條之前，當時主流學者不認為經濟衰退是一個嚴重且長久的現象。這些所謂的古典學派的經濟學家延續著《國富論》的觀點，認為自由市場的價格機能就如同一隻全能的黑手（看不見的手），可使經濟平穩的運作。但古典學派有一個極端的看法，就是完全否定了需求不足與失業嚴重存在的可能，但上述的看法卻與大蕭條時期的經濟狀況不符合。
經濟大蕭條持續了將近十年，但嚴重的失業現象卻未曾消失，是故在此背景之下，凱因斯在1936年發表了《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或簡稱為《通論》，而這也代表了現代宏觀經濟學的開始。
凱因斯認為政府應在經濟衰退時提出各種政策以刺激需求，進而達到減緩失業與恢複經濟繁榮的目的。但到了20世紀70年代，新的總體經濟問題又產生了。在1974年至1975年及1980年至1982年期間，歐美各國陷入二次大戰之後最嚴重的經濟衰退，因石油危機、高通貨膨脹及高失業率產生的問題，逐漸使凱因斯的理論也受到了另一些不同理論的挑戰。
宏觀經濟學就是在這樣的不斷蛻變中演變成了我們今天學習的這些理論知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