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終於去了上海，卻是蘇從周去世一年之後的事了。他那麼匆忙地離開人世，是我所沒想到的。陳君說，已經擴散了，蘇從周象是要和癌細胞比賽似地，拚命完成他的書稿。最後瘦得隻剩一把骨頭。
我沒有見到蘇從周最後一麵。上一次的上海之行竟是永訣。那年年底，他就走了。他的存活期不足一年。
“不是說手術很成功的嗎？”我想起當初蘇從周樂觀的表情。
“發現的時候就是晚期，雖然當時手術做得很幹淨，可是，後來別的地方又長了。”陳君解釋道。
“那怎麼能叫成功呢？成功就應該是把所有的癌細胞殺死。”我激憤地說。
要在電話裏跟我探討醫學問題，大概太難，陳君隻說，“現在的醫學還沒發達到那一步，對於癌症，最好的也就是百分之三十的存活率。如果是早期，希望就很大。”
蘇從周發現的太晚，和許多人一樣，一發現就是晚期了。盡管他說的樂觀，但心理其實清楚的很，否則不會那麼拚命地追趕時間去完成他的書稿。
蘇從周的去世，讓我倍感失落。我所有的努力一下子失去了方向。
“你可以報考別的學校，別的老師的研究生。”陳君說道。
他不知道，我在意的不是這個。蘇從周不在了，讀不讀研究生，讀誰的研究生，又有什麼分別？我這才意識到，在我的生命裏，蘇從周的意義。他就像一座羅盤，不時地指引我的航向。他去了，以後迷了路，去問誰？這人世茫茫，我多麼需要這樣的一位深邃睿智的導師啊。
“我有同學在上海高校，文學係的，你若想考，我幫你聯係。”陳君真的以為我那麼想讀書。
我到底還是去了上海，當然，不是讀書，而是在蒲東的一家中學任代課老師，學校是陳君應我的要求幫忙找的。半年後，沒等學校炒我，我便炒了學校，去了一家時尚雜誌社。
對於我的所作所為，媽媽深感震驚和氣憤。她沒想到，一向不用她操心的次女，變得這麼不可思議地叛逆。
“小時候，你讀書、上學，沒讓我煩過一點神，不象你姐姐，不好好讀書，考不上大學，亂談戀愛，讓我操盡了心。現在倒好，她不要我操心了，我也操不到她的心了，生兒長女的人，我也不管了。你卻讓我操心起來，讀了十幾年書，好好的工作不要，跑出去當打工的。早知道，不如不讀書呢。又不結婚，連個對象也沒有……”媽媽說著說著就抹起眼淚。
她的眼淚和絮叨使我把回家視為畏途。在春穀縣，我這樣二十六七歲還名花無主的女孩，應該排進大女行列了。熟人們記性都出奇的好，盡管我常年不在家，可是他們都記得我的芳齡，“就是那一年，大屋裏出生的，跟桂花隔兩天，桂花兒子都上小學了！”我和媽走在街上，被一個老婦女熱情拉住，她不放手地跟我媽絮叨著，我隻好站到旁邊去等候。大屋，早坼了，在春穀縣再已看不到那青石板的路麵，帶天井的宅子，舊城改造，一個字就是“坼”，連我們城西的大院也坼了，大家各自搬到不同的小區。我們院子後麵的蔬菜隊，變成了房子和馬路，一點也看不出原來的模樣。可是，巴掌大點的地方，三步路就碰到一個熟人，大家都象親戚一般熟唸，你家的事就象我家的事，都不把自己當外人。媽媽的二閨女一被人關心，媽媽就忍不住心病發作。
為了避免刺激，我回家變得稀少。即便回去，呆得時間也短。
姐姐也媽媽站在同一條戰壕。她從弋江趕回來，做我的思想工作。“小玫，你就是去，也要把工作搞穩了再去，哪能辭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