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年輕的時候/在生活的海洋中/偶爾抬頭/遙望六十歲/像遙望/一個遠在異國的港口。經曆了狂風暴雨、驚濤駭浪/而今我到達了/有時回頭/遙望我年輕的時候/像遙望迷失在煙霧中的故鄉。”這不知道我在哪裏抄來的一首詩，就記住了。當然，我遠沒到六十歲，還差得遠。可是，三十四歲的我，回望那過去的一切，也就像隔著山嶽的故鄉。
這就是我這幾年的深圳生活。乏善可陳。
紅麗優雅地抽著煙，“難道就沒有適合的？”紅麗問。我知道她的意思，是說，怎麼還沒把自己打發出去。“難道真的要走獨身主義的道路？”
我不知該如何回答這個難題。不是沒有努力過。在深圳，也參加過幾次類似單身俱樂部的派對。也有男孩子相約，然而，通常是沒有下文。我承認，我有一份挑剔。可是，未嚐別人就對我滿意。大家都很現實，沒有必要在一個沒有戶口，又沒有錢，而且年齡不小的老姑娘身上下功夫。深圳有的是如花似玉的姑娘。尋找婚姻的伴侶，更像是在掂量身外的東西。
差一點讓我失足的是一位香港詩人。又是一位詩人！
認識老驥是在一次飯局上。
我已經記不得具體的日期了，好像是夏天吧。總是夏天的，深圳似乎一年四季都是夏天，過不完的夏天。我已經厭倦了這永遠看不到頭的夏天。
是被一個寫字的朋友帶去的。具體哪個場所，哪些人，也記不清了。總之，一個帶一個，一大幫，湊在一起，熱熱鬧鬧的。好像大家都是知根知底的故人。其實，許多人都是第一次見麵，以後，也可能不會再見。大家互遞的名片，十有八九，轉身就變成了廢紙。
我照例飯桌上又收到好幾張名片。
老驥是飯後遞得名片，要散場了，他遞名片的時候，說了句，下次約你喝茶啊。
我瞥了一眼老驥的名片，沒有慣常見到的一大堆帽子，隻有兩個寫得狂草的字“老驥”——顯然是筆名。名字後麵是一匹撒開前蹄的老馬。“老驥伏曆，誌在千裏。”我不由失笑，還“烈士暮年，壯心不已”呢。下麵是兩個手機號碼，一個是大陸的號，一個是香港的號碼。原來他是香港人。
第二天下午，老驥果真打來電話約我出來。我們在上島咖啡見麵。這次我仔細看清了他的樣貌。這個人，長得骨格清爠，眼睛深凹，鸛骨突出，似小時候曆史書上看到的“馬壩人”，不高，也不矮。
落了坐。老驥問我要點什麼。我很自覺，隻要了枚麥香奶茶。在深圳多年，我懂得，深圳男人是很實際的，他們的錢不好花。酒席上，女人埋單是常有的事。說好聽點，體現了這個城市的男女平等，大家講究的是商業法則。說難聽點，這個城市的女人少一份嬌貴的權利。有一次，一間不很景氣的小書店老板（我在那裏買過幾次書），也是約去咖啡館。我們曾在書店裏聊過一兩次。我知道這個中年人信佛，喜歡攝影。他約我，正是我最無聊寂寞的時候，想著，和那個人聊一聊宗教，或許可以獲得點啟示。於是，就去了，我們在咖啡館坐了整整一下午。談了宗教，他的信仰，還談到攝影，書籍。最後，他向我推銷一種做美容的儀器，為了證明儀器的先進，他讓我仔細觀看他的左臉和右臉有什麼不同。我說左臉好像皺紋少些，那人讓我再仔細看看，我又覺得好像右臉皮膚光滑一些。對方說，對了，是右臉，這就是儀器的效果，他才做了一次，效果還不甚明顯，一個療程下來，就完全不同了。原來，繞了半天，是推銷產品！而這一下午，我和他一人隻喝了杯奶茶。他卻講了那麼多話。如果不是收每人十五元的茶位費，恐怕，這杯奶茶也省了。因為當服務員說不點也要收茶位費，那人說，還是星巴克好，不受茶位費。過後，我也有點替他遺憾，他的產品並沒有推銷成，卻還搭上了一杯奶茶。謀生不易！男人的錢要花得其所。
我三十多了，有自知之明。
老驥給自己叫了壺咖啡。又點了份三文魚扒，和腿旦治。然後用深凹的眼睛打量我。
“來深圳幾年了？”他問。
“三年。”
他又問起我的故鄉。說去過我們那兒的名山。
我惆悵起來。
“你姓什麼呀？怎麼稱呼？總不能叫你‘老’先生吧？”我問起他這個奇怪的名字。
老驥哈哈大笑，從皮包裏掏出香港身份證，遞給我。
原來姓許，許先生。居然有五十二了，看不出來。保養的很好。
“就叫我老驥吧。”他說。做為交換，他要看看我的身份證。
我覺得很新鮮很有趣，還從沒有見過第一次見麵，就互看身份證的，難道怕此人有詐？
但我還是拿了出來，沒有什麼不能看的，既然已經看了他的。我的身份證總是隨身攜帶。這是剛來深圳時就養成的習慣。林晨陽曾告訴他，有一次被當作小偷誤抓，就是因為拿不出身份證，在號子裏待了半天。在這個外來人口密集的城市，常常會有突查“三無”人員的舉動。不久前，廣州一名叫孫誌剛的大學生，因拿不出身份證，被收容致死的事件，震驚了全國。盡管後來收容條例廢除了。可是，身份還是隨身帶著好，以便應對不時之需。比如，現在。
老驥定睛看著我的戶口還在A市的身份證，又抬起頭，看了看我，仿佛在檢驗是不是同一個人，那份認真就和過關的邊檢人員一樣。
“照片上的你好年輕，象個孩子！”他開始評價，“當然，現在更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