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是，我給他普及了一下戴戒指的常識。
“戴無名指表示已婚，或已有男朋友；戴中指表示未婚；食指表示求婚；小指則代表獨身主義。”
我的解釋讓他有些訕訕。不由王顧左右而言他。
陳君說，他曾來深圳出差過。我問，為什麼沒有打電話給我。他說，沒有你的電話。
我咬了一下嘴巴。確實，我沒有給電話給他。不由為一次錯失的相會遺憾。
他說他可能會來深圳工作。
“真的？”我驚喜起來。
他看了我一眼。欲言又止的樣子。
我便問起他在上海的官司。
陳君歎了口氣，嘴角苦笑了一下。說，應對這個官司已經兩年了。那起案子，本是醫院帶有科研性質的一台手術，若成功可獲項目資助。陳君被指定為負責人。手術不是他直接做的，操作並不十分理想，出現了突發情況。患者器官衰竭，死在手術台上。盡管這個風險一開始就存在，陳君曾建議不要施行手術，但家屬不同意，在風險書上也簽了字。可是，最後人死了，家屬把責任推到醫院。
家屬一直不停地上訪，還告到中央。這兩年，都著忙於這件事的糾纏。“唉，醫生難當。”這是我第一次聽他埋怨自己曾選擇的這個職業。
我在報紙上經常看到一些類似的醫療官司報道，什麼天價治療費，醫院草菅人命等等。看病難，看病貴等等。老百姓怨聲載道。這年頭，醫生在人們心目中的形象確實不大好。
陳君說，在國外，包括香港，醫生是很受人尊敬的職業，薪水也高。而在國內，體製的不完善，導致醫生承受巨大的壓力。醫患矛盾加劇，醫生成了替罪羊。“這些年，媒體在報道的時候，也是一邊倒。把醫生形象搞臭了，其實對誰也沒好處。非典的時候，站在第一線的就是醫護人員，承受著高風險。許多讚美的話都出來了，白衣天使什麼的。非典一過，就成了白眼狼，白衣殺手了。國家拿不出錢，要醫院自己創收。醫院怎麼創收？隻有從病人身上來了。”說起這些事，陳君的眉頭不由皺起來。
我說，那你是不是考慮改行啊？
陳君又苦笑了一下，說，怎麼改？除了拿手術刀，不會別的了。
我想起小時候，陳老師對他兒子的期許，不為良相，即為良醫。
原來良醫並不好當。陳君笑道，醫生們都有兩手準備，“一手在病房，一手在牢房。”
我很感慨，在上海的時候，我們從沒有過這樣的對話。他幾乎不和我談他的工作。而此刻，他象和家裏人拉家常一樣，說起他的煩惱和困惑。我有一種被體己相待的幸福感。
如果他真的坐牢，我也會去陪伴他的。
我被自己的想法嚇了一跳。天哪，我簡直瘋了！竟然希望他遭遇不幸。
好在陳君看不到我陰暗的心理活動。
這是深圳美好的夜晚。我們聊了很久，時間不知不覺過去。他打車送我回宿舍。或許是因為在深圳，遠離了世俗的羈絆和紛繞，他第一次和我在一起，顯得輕鬆而富有溫情。在車上，我們的手一直相握著。
然而當我希望他進我的小屋坐一坐時，他終究沒有下車，而是讓的士司機掉頭，開回他的酒店方向。
一刻鍾後，我收到他的短信，“晚安。”
2006年五月，陳君作為特殊人才引進到深圳的。這個調動耗費了他半年時間。官司最後以雙方的和解而告終。
在上海，他在外科界已有相當的成就，升到院大外科主任，是院長的後備人選。可是這起官司讓他身心俱疲。
早在好幾年前，他來深圳，參加一次會診，就有醫院想挖他過來。說這邊的醫療條件好，醫生待遇也比內地高。那時他並沒有動心，倒是妻子季瓊，慫恿他過來。人往高處走，水往低處流。就是為了將來孩子的發展，深圳也是個好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