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軍威大損，實力下降。清軍的慘敗，嚴重地削弱了它的戰鬥力，士氣更為不振，西北邊防出現了嚴重危機。當雍正九年九月準兵乘兩個月前的大勝而東征喀爾喀時，全靠喀爾喀郡王、額駙策淩率部奮勇迎戰，斬其驍將，才擊敗準軍，逐其退走。第二年七月，噶爾丹策零親領大軍，“由北路傾國入寇”，也還是靠這位額駙拚死反擊，於杭愛山東側鄂爾渾河畔的額爾德尼昭大敗準軍，使其傷亡一萬餘人，倉皇逃走。如果這時統領數萬大軍的靖邊大將軍、順承親王錫保與綏遠將軍馬爾賽遣兵配合夾擊，則將盡殲準軍，可是，這兩位大帥竟擁兵觀望，怯戰不前，致使準部餘軍安然無恙，回到故地。《清世宗實錄》卷111，頁23、24、25，卷122，頁13，卷123，頁3、4、5、6；《聖武記》卷3，《雍正兩征厄魯特記》；《清史稿》卷296，《策淩傳》。沒有策淩額駙及其部下的英勇奮戰，清軍是不能抵擋準部進攻的，那樣一來，準軍就要不斷進掠喀爾喀三部，甚至深入內地，西北、北方將不得安寧，西藏、青海、甘肅也要受到嚴重威脅，後果將是極為嚴重的。
第二，軍費浩繁，幣銀劇減。西北兩路大軍，人數眾多。雍正七年正式下諭出征時，北路有京城八旗兵六千名，車騎營兵九千名，奉天、船廠、察哈爾、索倫、土默特、右衛、寧夏七處兵八千名，有總統將軍、副將軍、參讚大臣、前鋒統領、副都統、總兵、副將、侍衛、參將、遊擊等將官七百五十三員；西路有兵二萬六千五百名，文武將官三百二十四員，漠南四十九旗蒙古王公和漠北喀爾喀三部王公，也派有大批蒙古兵士從征。和通泊失敗以後，清廷又急忙趕派兵馬增援。雍正十二年八月，北路軍營有滿洲、蒙古、綠旗兵六萬零三百餘名，西路有兵數萬，加上各部蒙古兵，共有兵士十餘萬人，另有隨同將官士卒的跟役十萬餘人。這幾十萬人每年所需兵餉，數量相當大。僅雍正九年二月從北京八旗挑選的旗下包衣兵二千名，每名就給其家主銀一百兩，其父、母、妻、子每人給家主身價銀十兩，每名還照馬甲之例發給錢糧、馬匹、器械，又賞一百兩，共計用銀數十萬兩。作戰所用的大炮、槍支彈藥、弓箭、刀、槍，官兵的軍服、帳篷、車輛，又需巨萬銀兩。按官方規定駐兵一萬，“需糧料十萬餘石”計算，這遠離京師萬餘裏的十餘萬大軍的食糧和十幾萬匹戰馬的飼料，每年需糧一二百萬石，而道路遙遠，交通不便，運到軍營的一石糧，常需花十幾石的用費。這一切，耗費了數千萬兩白銀，使國庫存銀急劇下降。雍正中戶部庫存銀六千餘萬兩，自七年用兵準部以後，“動支大半”，乾隆帝即位時，隻剩下二千四百萬兩。
第三，幹戈不停，全國難安。十餘萬大軍轉戰於數千裏之外，延續好幾年，軍情瞬息萬變，勝負難卜，安危未定，使清廷不得不全力以赴，專注於對準部用兵事項，為此特設“軍需房”，著名的雍乾以後具體議處國政的新的中央機構“軍機處”，就由此而出現了。這固然是權利機構的一大改革，但是，它也表明對準部的用兵，占據了何等重要的位置，使得清廷無法對其他方麵的大事認真考慮。雍正七年以後，清廷沒有在政治、經濟等方麵采取新的重大改革措施，恐怕與此是不無關係的。而且，十幾萬兵士的僉派、補充和更換，也是一個令人非常棘手的難題。這樣大數量的軍隊，是從全國各地征調而組成的，北京、奉天、吉林、黑龍江、山西、山東、江蘇、湖北、陝西、甘肅、寧夏等省的滿洲八旗兵士，皆奉命派至軍營，遇有傷亡或年限太久，則從本地征補。雍正帝還專門挑選了幾千名能挽硬弓體壯力大的勇士，加以訓練後派到前線。大軍由各地開往西、北兩路軍營，沿途所需糧草馬騾車輛，數量巨大，州縣竭盡全力，也難備辦齊全，尤其是陝西、甘肅，更是交通要道，負擔尤為沉重，軍民痛苦不堪。漠南科爾沁等四十九旗蒙古和喀爾喀三部蒙古，既要派出大批士卒從征，又要供應大量馬、駝、牛、羊，僅雍正十年十一月，清靖邊大將軍錫保一次就向各部王公“采買”軍馬十萬匹、羊四十萬隻、山羊十萬隻。總而言之，用兵西北，鬧得全國不得安寧，長期延續下去，後果不堪設想。
正是由於這樣嚴酷的形勢，使得雍正帝決定停兵議和，而噶爾丹策零也因兩次敗於喀爾喀策淩額駙手下，傷亡慘重，元氣大損，願意休戰，因此，從雍正十二年八月起，雙方開始談判。八月初三日，世宗遣侍郎傅鼐、額外內閣學士阿克敦、副都統羅密齎諭，前往準噶爾，與噶爾丹策零議和，並將大軍後撤，以示議和誠意。策零同意議和，但提出以哲爾格西拉胡魯蘇為喀爾喀遊牧地界，以阿爾泰為厄魯特遊牧地界，又請領轄阿爾泰山梁外的哈道裏、哈達清吉爾、布喇清吉爾等處地方，以呼遜托輝至喀喇巴爾楚克為中間空閑地帶。幾經商討，世宗基本上同意了準部的要求，但強調以阿爾泰為界，於十三年閏四月二十八日遣使齎諭相告：自克木齊克、汗騰格裏，上阿爾泰山梁，由索爾畢嶺下，至哈布塔克、拜塔克之中，過烏蘭烏蘇，直抵噶斯口，以此為準部與喀爾喀部的分界地。另以呼遜托輝至喀喇巴爾楚克為空閑地帶，雙方不得滲入。準部尚未回答，雍正帝即已去世，因此，雙方定界議和的重擔，便隻好由新君乾隆皇帝來承擔了。
二、息兵守邊議和定界。
雍正十三年十一月三十日，新君弘曆在北路軍主帥定邊大將軍、一等公慶複報告準噶爾部情況的奏折上，寫了下述批示：
“朕仰遵皇考眷愛生靈之意，統計國家錢糧數目，無論準噶爾之和與不和，謹守我疆域，以養民力，彼來時不過折挫銳氣，自取敗虧，是以深慮遠謀，始建息兵之議。……朕思準噶爾……三二年間尚不至起事，惟數年之後，我兵盡撤，伊若潛過阿勒台(爾泰)山梁，擾動喀爾喀等遊牧地方，惟時歸化城兵不能速到，必至喀爾喀等寒心，此亦應籌劃之事。若一味坐守，則數萬兵丁運戍鄂爾坤等處，何時休息！汝曾任戶部尚書，此數年所費錢糧，汝豈不知！”“準噶爾請和與否在伊，而防守在我，疆域既固，彼若請和，則允其請，倘不請和，伊不得交易貨財，數年後自致匱乏，倘此時深入內地，不過自取虧敗耳！朕是以令王大臣等將現在守邊息兵機務詳議，並諭汝知之。”《清高宗實錄》卷7，頁46、47.
這段批示十分重要，講明了乾隆帝對待準噶爾部的基本方針，即“息兵”、“守邊”、議和。乾隆帝認為，必須“息兵”，因為從“眷愛生靈”和國家錢糧兩方麵考慮，都隻能息兵而不能興兵。大戰再起，長期僵持，將使西北二路官兵勞累不堪和大量傷亡，使喀爾喀蒙古和陝、甘二省以及直接與戰事有關地方生靈塗炭，民力大損，國家財政也要受到很大影響。幾年來的巨量軍費支出和帑銀急劇減少，使他在“統計國家錢糧數目”後，深深感到必須息兵，國家的財政條件，無法承擔長期大舉進剿的重擔。當然，他也清醒地看到，息兵雖然必要，可是能否息兵，則取決於許多條件，特別是本身的實力，有恃才能無恐，有備無患，能戰能守，才能使準部不敢貿然來攻，才能打退準軍的進襲，保持邊境安寧。而且早在康熙年間，聖祖就總結出與準部交鋒的正確戰術是宜守不宜攻，以誘其進犯設伏圍殲為上策。他曾密告世宗：“彼地遼遠，我往則我師徒勞，彼來則彼師受困”，“惟有嚴兵誘致邀擊為萬全策。”清軍和通泊之敗，與遠道進攻師疲遇伏，是有很大關係的。因此，乾隆帝堅主守邊固疆，敵兵到來則全力痛殲，固守邊疆，使準軍無法入掠，長此以往，準部“不得交易貨財”，不能以馬、牛、羊、駝從內地換取必需的生活用品、生產工具，則幾年以後，他們必將“自致匱乏”。這樣一來，準部倒有可能打消進掠的念頭，轉而願意議和，清廷就掌握了和戰與否的主動權。由此可見，乾隆帝的方針是，從息兵的目的出發，通過固守邊疆，促使準部停戰議和，使得雙方保持正常的和平關係，西北、北方寧謐，軍費大量減少，全國得以安寧。事實表明，乾隆帝對待準部問題所采取的這一基本方針是正確的，對促進西北息兵講和，起了重大的作用。
準部首領噶爾丹策零在與清朝幾經商討後，本來是已經決定劃界定和了，這時突然傳來雍正帝去世的消息，他便想乘機向清朝施加壓力，要求領轄更多的地區。他遣使臣吹納木喀於乾隆元年正月至京，送呈表文。在談到定界時，盡管雍正帝所列地界基本上是應他所請而寫的，可是這次他根本不提這一方案，卻表示“阿爾台(泰)本我遊牧之地，杭愛乃喀爾喀遊牧之地”，要求喀爾喀內徙，“別留中間闊遠之地”，實即欲得整個阿爾泰地區，擴大準部的轄地。《清高宗實錄》卷11，頁2.
乾隆帝在曉諭來使及賜噶爾丹策零的敕諭中，堅決地拒絕了策零的要求。他詳細講述了雙方談判的基本過程，闡明了雍正帝提出的劃界方案是合理的，符合準部與喀爾喀部的實際轄地情況，並且著重指出，這個方案還是策零及其父親策妄阿拉布坦最先提出，雍正帝隻不過是為了促進議和予以讚同而已。他明確宣布，必須按照這個方案來劃定雙方的界地，不劃定邊界就不能“通市”，準部“若能遵皇考諭旨定界”，則“朕必格外施恩”，準部將得到更多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