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帝又強調了守邊待和有備不懼的態度，告訴準部，清朝“隻守內地邊疆”，不會興師遠征，即使準部“欲激發朕怒，亦斷不勤兵於遠”。如果準軍“不自揣量，犯我邊境”，“起釁殃民”，則“爾準噶爾螳臂之力，勞師涉遠，豈能有濟”！《清高宗實錄》卷11，頁2，卷12，頁16、25、26.
噶爾丹策零收到敕諭後，雖然知悉清廷的態度十分堅決，不會滿足他統轄整個阿爾泰和侵占喀爾喀地區的要求，但並未就此罷休。他因為兩次戰敗於喀爾喀策淩額駙手下，策淩及其部落已經成為清軍的主要依靠力量，是準部南進的巨大障礙，所以，他就把注意力轉向策淩，企圖爭取策淩額駙聯合抗清，至少爭取策淩中立，這樣一來，便可利用雍正九年準部大敗清軍於和通泊的軍事優勢，向清朝施加壓力，以圖得到更多的地區。他對策淩額駙采取了竭力拉攏和施加威脅的雙管齊下策略，於乾隆二年派遣特使致書策淩額駙，尊稱策淩為車臣汗，建議定界，要求得到阿爾泰地區。準部使臣哈柳至京時，曾往謁策淩，問道：“額駙遊牧部屬在喀爾喀，何弗居彼？”這顯然帶有挑撥性，意為策淩既係獨尊於部的車臣汗，為何降為清帝屬臣，羈押於京師，何不返回故土，南麵稱王。對於這樣離間策淩與清帝之關係的言論，策淩額駙嚴詞相告說：“我主居此，予惟隨主居，喀爾喀特予遊牧耳。”明確地宣布自己願為清帝之臣，堅決效忠於清帝，針鋒相對地駁斥了哈柳的離間之詞。哈柳見此計不成，又再施一策，詢問策淩說：“額駙有子在準噶爾，何不令來京？”這句話帶有很大的威脅性。原來雍正十年六月，準軍曾襲擊策淩遊牧地塔密爾，掠取了策淩的兩個兒子。哈柳的言下之意是，叫策淩溫順一些，不要得罪準噶爾，不要死心塌地地為清帝效勞，否則，將對其二子下毒手。對此，策淩嚴正相告：“予蒙恩尚公主，公主所出乃予子，他子無與也。即爾送還，予必請於上誅之。”《清高宗實錄》卷41，頁21―24，卷56，頁11；《聖武記》卷3，《國朝綏服蒙古記》；《清史稿》卷296，《策淩傳》。策淩如此堅決效忠於清帝，斬釘截鐵地拒絕了準部的無理要求和威脅，使噶爾丹策零計窮法盡，不得不斷了這一念頭。
策淩額駙所采取堅忠於清的立場，有其深刻的曆史背景和現實條件。策淩年幼時，因避噶爾丹的侵擾，隨母逃到北京，為聖祖收入“內廷教養”，成年之後又娶聖祖之女，授和碩額駙，尋賜貝子品級，攜所屬歸牧故土塔密爾。策淩因喀爾喀部久遭準部欺淩，十分氣憤，“銳自磨礪”，收猛士一千人為親兵，嚴格訓練部下，練成了一支稱雄於漠北的勁旅。雍正九年九月與十年八月，策淩額駙率部兩次大敗準軍，建立了殊勳。雍正帝大喜，晉策淩為親王、固倫額駙，授喀爾喀大紮薩克，命其任定邊副將軍，厚賜金銀財帛，並為其築城於塔密爾，易廬帳為宮室，“如京師賜第”。策淩原係土謝圖汗屬下的賽音諾顏部首領，清帝因其功大，遂命分土謝圖汗所轄的二十旗給予策淩，增賽音諾顏部，喀爾喀遂由三部變為四部(另三部為土謝圖汗部、車臣汗部、紮薩克圖汗部)。策淩既蒙受清帝特恩，準部又係喀爾喀的世敵，他與清朝有著共同的切身利害關係，因而自然會堅決效忠於清帝，當然會拒絕噶爾丹策零的要求。盡管噶爾丹策零聰明過人，善用計謀，可是他卻萬萬沒有想到，清政府之所以斷然拒絕準部占據阿爾泰地區的要求，不是由於其他什麼原因，而是完全出於策淩額駙的建議。正是策淩額駙堅決反對準部管轄整個阿爾泰地區，向清帝上奏，力主此議，清帝才敕諭噶爾丹策零，不準他占據阿爾泰地區。現在噶爾丹策零卻想從策淩這裏謀取策淩堅決維護的地界，豈不是自討沒趣，白碰釘子！
乾隆帝嚴持守邊息兵議和的方針，不出兵遠征勞民傷財中敵之計，牢牢固守邊疆，又繼承父皇遺規厚待策淩額駙。他一登基就諭告莊親王允祿等總理事務王大臣說，額駙策淩“係國家效力出眾之人，亦曾蒙皇考格外恩寵”，命“照內地親王(即宗室王)之例”，賞予緞匹。他並親寫手敕，諭策淩說：“汝受皇祖、皇考重恩，宜竭力效忠國家。皇考曾諭朕：所有軍務，惟爾是賴”。這樣一來，噶爾丹策零既不能誘使清兵出征而設伏圍殲，又無法越過阿爾泰山向清軍突襲，爭取策淩額駙之策也不生效，長期僵持，斷絕市易，使準部處境相當困難。因此，他下定了議和的決心，放棄了對阿爾泰山以南地區的要求，於乾隆二年閏九月遣使者達什齎上“奏大皇帝”一書及予“車臣汗”策淩額駙一書，“請嗣後喀爾喀與厄魯特各照現在駐牧，無相掣肘”。雙方條件基本接近，再就一二枝節問題幾度商談，最後達成了協議，以阿爾泰山梁為界，準部在山北遊牧，喀爾喀在山南遊牧，噶爾丹策零可遣三百人入藏為已故的班禪“熬茶誦經”，四年之內，在北京、肅州各貿易一次。《清高宗實錄》卷41，頁21―24，卷61，頁6，卷62，頁16，卷65，頁5，卷87，頁8，卷106，頁24，卷107，頁11、20，卷109，頁5，卷110，頁9―13.至此，清朝與準噶爾部之間長達二十餘年的戰爭時期，終於結束了，雙方開始進入友好往來、頻繁貿易、關係正常的新時期。乾隆帝的息兵、守邊、議和的正確方針，對促進這一新時期的到來，起了積極的作用。
三、幹戈化玉帛滿蒙漢皆利。
清政府與準噶爾部首領的議和定界，對雙方均大有裨益。定界以後，邊境安寧，彼此皆享太平之福。和議剛成，乾隆帝便對噶爾丹策零及其使者強調了議和對雙方的好處。他著重指出：“朕為大君，統一中外”，“惟思與普天之下，共享升平。今噶爾丹策零既遵朕旨定界，嗣後近邊居人，各安故土，更無爭競，永遠安生矣”。《清高宗實錄》卷107，頁11，卷110，頁10.此旨雖不無誇揚帝恩君威之詞，但總的說來，雙方近邊地區，確實比較平靜，互相都很謹慎，盡量避免發生摩擦，沒有出現嚴重的爭執和大的流血事件。因此，一些緊靠阿爾泰山的喀爾喀蒙古部落，便陸續遷回原來遊牧地區。過去由於用兵，“曾令喀爾喀內移”，以翁金的布爾察克、鄂爾坤的烏貴諾爾、色楞額的喀喇托郭為界，現向北移動，以阿勒坦噶達蘇等處，“定為外界”。《清高宗實錄》卷24，頁5，卷116，頁2.喀爾喀各部蒙古共同尊奉的哲卜尊丹巴呼圖克圖，先前因準噶爾興兵時欲圖來搶奪，被雍正帝移居多倫庫爾，現在他看到噶爾丹策零“奏請求和，邊庭無事”，“軍事已定”，希望還居故地，乾隆帝同意這一請求，並賜整裝銀一萬兩，讓其回到庫倫。《清高宗實錄》卷110，頁4.陝西、甘肅、寧夏等地居民的運輸負擔和糧食供應數量大為減少，役煩差重民不寧居的情況有了很大的改變，大體上可以安居務農經商做工。準噶爾部人民也不用披堅執銳流血沙場，能夠在故土自由放牧和墾田種地，農業、畜牧業都有了顯著的發展。
議和對促進準部與內地的經濟、文化交流，起了很大的作用。準噶爾使者頻繁入京朝貢，按例領取賞品，交易貨物，並在肅州、哈密、西藏互市。準部帶來大批牲畜，換回巨量銀兩和各種貨物。以西藏而論，乾隆八年準部三百餘人入藏“熬茶”，帶來馬二千三百餘匹、駝一千七百餘峰、羊二千八百餘隻及大批毛皮、葡萄等貨，從清甘肅巡撫領銀七萬八千餘兩。十二年準部三百人又帶駝二千餘頭、馬三千餘匹、羊三千餘隻入藏，領官銀十六萬四千餘兩。準部商人還在哈密進行貿易，僅乾隆八年四月和八月，二十五名準噶爾人就帶來羊七千餘隻、馬三百餘匹、牛二百八十頭、駝三十三頭。貿易規模更大、人數更多的是肅州的互市，乾隆八年額連胡裏等一百二十二人攜帶駝七百二十六頭、牛二百六十頭、馬五百餘匹、羊二萬六千八百隻，在肅州賣銀四萬餘兩，在哈密賣銀九千餘兩。還是這個額連胡裏，他帶領二百一十三人於十三年再次前來，賣出駝、馬、牛一千九百餘匹(頭)及羊七萬餘隻，獲銀八萬六千餘兩。另一大商人諾落素帕，於十五年領三百零一人來，賣出馬、牛、駝五千餘匹(頭)和羊十五萬六千餘隻，獲銀十九萬四千餘兩。這對促進準部經濟的發展和增強與內地人民的聯係，發生了重大的影響。
定界議和還使軍費大量減少。過去十數萬大軍遠駐塞外，“軍需浩繁”，現在基本上撤回內地，守邊重任主要由喀爾喀及內紮薩克科爾沁等部蒙古軍隊承擔，清軍人數也就相應減少。雍正年間因“西陲用兵”及苗疆、河工等處，全國綠營兵增加了十一萬六千餘名，超過了舊額五分之一，現“軍務告竣”，到乾隆六年五月已裁減二萬餘名，並陸續裁減，每年可節省大量兵餉。《清高宗實錄》卷128，頁8、9、10，卷135，頁1―3.自雍正七年用兵到十三年，六年中用銀五六千萬兩，平均每年八九百萬兩，現在這筆巨費基本上不用付出了。
以上“政尚寬大”，革除弊政，平定苗疆，議和準部，使政局較前平穩，人心比較安定，軍費大量減少，這為乾隆帝進一步發展經濟，整頓吏治，文治武功兼備，促成“全盛之時”，提供了重要的有利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