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皇考整飭風俗，澄清吏治，十有餘年，始得丕變，今不數年間，而即有蕩檢逾閑之事，既不知感激朕恩，並不知凜遵國法，將使我皇考旋轉乾坤之苦衷，由此而廢弛，言念及此，朕實為之寒心。昔日俞鴻圖賄賣文武生童，我皇考將伊立時正法，自此人知畏懼，而不敢再犯。今喀爾欽賄賣生童之案，即當照俞鴻圖之例而行，若稍為寬宥，是不能仰承皇考整飭澄清之意也，朕必不出此也。
“薩哈諒、喀爾欽二案，著吏部侍郎楊嗣？前往會同巡撫喀爾吉善，秉公據實嚴審定擬。若楊嗣？有意為之開脫，是伊以己之身家，博二人之感悅，亦斷難逃朕之洞察也。且此二案，係朕先有訪聞，始行參奏，一省如此，他省可知矣，喀爾吉善著該部嚴查議處。凡為督撫者，遇該省貪官汙吏，不思早發其奸，或題參一二州縣以塞責，而於此等大吏，反置之不問，且妄意朕心崇尚寬大，遂爾苟且姑容，以取悅於眾，返之於公忠體國之義，甚可愧赧，且國法俱在，朕豈不能效法皇考乎。可傳諭各省大小臣工知之。”《清高宗實錄》卷138，頁10、11.
乾隆帝在這道諭旨中，著重講了四個問題。其一，官員不該貪汙。乾隆帝沒有籠統地、抽象地從理論上講大臣不應貪贓枉法，也許他認為這不能打動臣心說服臣僚。他采取了直截了當的手法，從物質條件上來數落墨吏之謬誤，從欺君忘恩的高度來斥責貪官。他所說的對群臣“增加俸祿，厚給養廉，恩施優渥”，並非虛誇之詞，而是確有其事。姑且不談位列從二品的布政使的年薪和乾隆帝即位以來的多次恩賞，單就養廉而言，從雍正帝創定養廉銀製度起，到此諭下達之日，清朝官員，尤其是各省大吏，收入確實相當可觀。按規定，山西學政一年的“養廉銀”為白銀四千兩，約可購米四千石，如依畝租一石計算，相當於四千畝田的地租收入。山西布政使的養廉銀更多，一年為八千兩。擁有如此大量的固定收入，布政使、學政全家完全可以過上高級生活，還可以年年買田添產，根本不需勒索民財來養家。這四千兩、八千兩足夠學政、布政使“養廉”了。蒙受皇上如此厚恩，還要貪贓枉法，苛求民財，這些官員真是愧對“聖上”，有負“皇恩”。
其二，貪官應予嚴懲。不重罪汙吏，不僅百姓遭殃，受其盤剝勒索，國賦難以收齊，帑銀庫穀被其吞沒，而且將使國法名存實亡，雍正帝十幾年“旋轉乾坤”辛苦整頓吏治的成果蕩然無存，那時，法紀廢弛，貪汙盛行，後果不堪設想。乾隆帝專門列舉了俞鴻圖的例子。俞鴻圖是河南學政，雍正十二年三月，以“受賄營私”，為刑部議處斬立決。雍正帝降旨說：“俞鴻圖著即處斬。學政科場，乃國家與賢育才之要政，關係重大。”“今觀俞鴻圖贓私累萬，則各省學政之果否澄清，朕皆不敢深信矣。”督撫與學政同在省會，深知學政的優劣，僅因“督撫有所請托分潤”，故代學政隱瞞，嗣後如各省學政有考試不公徇情納賄之弊，將督撫按溺職例嚴加處分。《清世宗實錄》卷141，頁9.乾隆帝諭令依照此例懲治喀爾欽。
其三，積弊需要革除。官官相護，是清朝宦海多年積弊。總督、巡撫、布政使、按察使、學政、知府、知州、知縣等官員，平時仗權橫行，各顯神通，吞沒國賦，侵盜庫銀，榨取民財，淫人妻女，草菅人命，一遇風吹草動，守口如瓶，互相包庇，實在是驚濤駭浪，巨船將翻，封疆大吏就舍卒保帥，拋出一二名知縣，應付一下，自己和同僚便逃之夭夭，脫漏於法網之外，照舊腰橫玉帶，身著蟒袍，頭戴烏紗帽，仍然是製台大人、撫台大人、藩台大人、臬台大人、知府大人，甚至奉旨來察的欽差大臣，也往往因受京中宰輔、九卿或親友囑托，或為地方官員厚禮所動，或膽小怕事礙於情麵，從而避重就輕，大事化小，含糊其辭，不了了之。剛過而立之年的乾隆皇帝弘曆，深知此弊，嚴厲訓誡吏部侍郎楊嗣不得“有意為之開脫”，否則，其身家難保，而且還著重指出，此係帝“先行訪聞”，巡撫“始行參奏”，令將巡撫喀爾吉善交部嚴察議處，並警告各省總督、巡撫力戒此弊，不然，“國法俱在”，必將重懲玩法徇私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