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當今天子“並非無能而可欺之主”。乾隆帝即位以來，力革昔日皇父雍正帝苛刻過嚴之弊，主張寬厚施政，以誠待臣，優遇文武官員，不料薩哈諒、喀爾欽竟以帝為“無能而可欺之主”，違法負恩，“穢跡昭彰，贓私累累”，督撫又以帝“心崇尚寬大”，而苟且姑容，包庇大的貪官汙吏，取悅於眾，因此他非常生氣，予以嚴厲斥責，表示決心要重懲犯法劣員，革除互為包庇的積弊。
三月初九日，即下諭後的第二天，乾隆帝又對九卿下達長諭，進一步申述了懲貪尚廉之事。他一共講了六個問題。其一，廉潔為文武百官正身律己的最高美德。諭旨的第一句話就是：“人臣之所最尚者惟廉”。為君之仆、為民父母的文武官員，需要注重許多事情，但為政清廉，廉潔奉公，卻是各級官員必須最為尊崇的高尚美德。其二，嚴懲貪官汙吏。乾隆帝說，登極以來，崇尚寬大，體恤臣僚，於常俸之外，特加雙俸，連教職微員，亦予恩賜，目的是讓各官“日用充裕，庶乎保其操守”，但是，盡管“務崇寬德”是“朕之本性”，但“遇有貪官汙吏，朕亦斷不肯姑容”。薩哈諒、喀爾欽之“貪婪敗檢”，必予懲治，並降諭旨，通飭各省督撫引以為戒。其三，貪官乃衣冠禽獸。諭旨引用古人警句，痛斥貪官汙吏說：“賈誼雲：上設禮義廉恥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其四，群臣不應匿過不奏。諭旨責備群臣不劾貪汙之事，著重指出，薩哈諒二人的種種劣跡，係帝訪聞查出，而九卿中並無一人言及，石麟曾為山西巡撫，廷臣中亦有山西人，“豈竟漫無見聞”？科道等官，“動雲風聞言事，所奏率多無關緊要之言，而遇此等事，轉未有入告者”，不要以為“朕處深宮”而無一見聞。乾隆帝還嚴厲斥責反對劾治墨吏之人，痛罵“謂喀爾吉善參奏喀爾欽之事為過當者”是“豈複有人心者乎”！其五，偏信滿官懷疑漢員。乾隆帝說：“現今滿尚書六人，朕可保其無他，而漢尚書中所可信者，不過新用之一二人而已”。其六，勉勵九卿持廉尚潔。乾隆帝語重心長地說：“九卿為朕股肱心膂，才具雖有短長，操守何難自勉，若於此不能自持，其他更複何望。自茲以往，務宜各砥廉隅，交相勸勉，以成大法小廉之治，用副朕厚望焉。”《清高宗實錄》卷138，頁13、14.
乾隆帝將廉潔作為官員的最高美德，把潔身自好注重操守作為各官必須具備的條件，提倡廉潔奉公，正身愛民，鄙視贓員嚴懲貪官，這種看法和做法無疑是正確的，於國有利，於民有益。當然，在封建社會裏，是不能實行廉潔政治的，封建專製製度、租賦製度和土地製度，決定了清官廉吏隻能是鳳毛麟角，絕大多數官員難以保持操守，但是，乾隆帝能如此提倡清廉和不斷懲治貪官，畢竟還是應予肯定的。盡管以上諭旨本身還有相當不妥之處，比如，他既過分相信滿員，認為六部滿尚書皆無貪汙之事，可以為其擔保，又過高估計了自己用人識人的能力，好像漢尚書中隻有他新用的人才不是墨吏，這就太脫離實際了。其實，不僅漢尚書難保無貪婪之事，滿尚書也不例外，兵部尚書鄂善馬上就要因收受賄銀而出醜了。
乾隆帝連續下諭，處理薩哈諒、喀爾欽貪汙案件。五月十七日，他下諭說：喀爾欽於山西學政任內賄賣文武生員之事，今俱審實，薩哈諒於布政使任內濫行酷虐貪婪之處，亦已審實。朕對薩哈諒、喀爾欽如此施恩，授為藩司學政，而二人不圖報恩，廉潔持身，勤勉效力，乃敢賄賣文武生員，縱容家人營私舞弊，濫行酷虐貪婪，“辜負朕恩，實莫此為甚”，若不將二人“從重治罪，抄沒家產，則國法不伸，將來人亦罔知懲戒”，著將二人家產嚴查入官②《清高宗實錄》卷143，頁2，5、6.第二天，他又派乾清門侍衛巴爾聘往山西將喀爾欽押解來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