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盧焯納銀數萬兩論絞減戍。
乾隆六年三月十四日，即山西巡撫喀爾吉善劾參學政喀爾欽之折到京後的第七天，左都禦史劉吳龍上疏彈劾浙江巡撫盧焯貪贓枉法。劉吳龍奏：聞得浙江巡撫盧焯“營私受賄”。盧焯準理嘉興府桐鄉縣汪姓分家一案，汪姓送知府楊景震銀三萬兩，又托楊轉送盧焯銀五萬兩，“物議沸騰”。總督德沛檄委嘉湖道呂守曾查訪知府劣跡。盧焯一聞消息，恐事發牽連本人，星夜出本，題參知府楊景震，又參劾湖州府烏程縣革職道員費謙流輕信誣奸一案，幕客得銀五百兩後聽送銀者囑托，“顛倒是非”。又運判員缺，嘉興縣知縣閻沛年親送盧焯銀兩千兩，盧即題升其充任。“凡委署州縣，俱有饋送，以缺之大小，為數之多寡”。以上各款，既已風聞，不敢隱瞞，請旨密查。乾隆帝讀後既恨盧焯之貪，又十分高興，降旨嘉獎劉吳龍說：“此奏，卿其秉公察奏。朕以至誠待臣下，不意大臣中竟尚有如此者，亦朕之誠不能感格眾人耳，曷勝愧憤。近日薩哈諒、喀爾欽之事，想卿亦知之矣，此事若虛則可，若實亦惟執法而已矣。朕知卿必不附會此奏，以枉入人罪，亦必不姑息養奸而違道幹譽也。卿其勉之。若有實據，一麵奏聞，一麵具本嚴參。”《清高宗實錄》卷138，頁23、24.
此案與前述薩哈諒、喀爾欽之案相比，有不少奇特之處。從贓銀數量說，薩哈諒為一千六百餘兩，而按劉吳龍所劾，盧焯僅收汪姓之銀就達五萬兩，還不包括其他賄銀，較之薩哈諒，多數十倍，可是薩哈諒一案，從題參到結案，隻用了四個月的時間，而盧焯一案，卻曆時一年零一月有餘，中間還時起風波，原因何在？看來可能有兩個因素在起作用。一係薩哈諒一案，是乾隆帝先行訪聞巡撫才隨後題參的，皇上親自下達諭旨，揭發此案，定其性質，巡撫、刑部尚書等官怎敢怠慢遲延，怎不依旨而行遵諭審處，結案的時間當然很快。而盧焯一案，卻係言官風聞彈劾，是否屬實，如何定罪，當然要周密調查，細心審理，而且還很難沒有大員為其說情，更增加了定案的難度，非幾易其稿，恐不能定。
另一因素則是盧焯本人的才幹、政績及其曾蒙帝之嘉獎。盧焯是漢軍鑲黃旗人，入貲捐授直隸武邑知縣，縣舊有均徭錢，按田派斂以供差費，而一遇有差，仍按田派夫，民有雙重負擔，盧革除此弊，歸公耗於公，又懲辦把持公務欺淩小民的大莊頭。雍正六年盧解餉入京，蒙世宗召對，即遷江南亳州知州，禁械鬥，清監獄；再遷山東東昌知府，築護城長堤，疏運河，賑恤災民，政績顯著。雍正九年，盧遷督糧道，移河南南汝道，十年授河南按察使，十一年遷布政使，十二年擢福建巡撫。乾隆元年、二年，盧焯奏減福建邵武縣永安所、霞浦縣福寧衛屯田征米科則，豁除侯官諸縣額缺田地，減免平和、永安、清流諸縣攤餘丁銀，又教民蠶織，疏浚省會的城河。乾隆三年調浙江巡撫兼鹽政，盧焯奏請停仁和、海寧二縣草塘歲修銀，減嘉興府所屬七縣銀米十分之二，請禁商人短秤，飭州縣捕私鹽毋擾民，毋捕肩挑小販，鹽場征課不得用刑追索。盧又減鹽價，免米稅，廣學額，“革官價買物之陋規”，“浙人實受其惠”。盧並請改海寧草塘為石塘，籌備塘河運石。尖山壩為浙省屏障，日久將傾，乾隆四年盧焯奏準築尖山大壩，“工料悉照民價，兵夫匠役給以飯食，不時犒賞”，很快完工，對護衛浙民免遭水災起了很大的作用。盧對浙省縉紳予以優遇，“舉鄉賢名宦，絡繹不絕”。盧焯之政績曾蒙二帝嘉獎，世宗賜其以“文瀾學海”之匾。乾隆帝親書尖山壩之碑文，盛讚其功說：“尖山壩工，上廑先帝宵旰焦勞，封疆大吏不數月告成，用慰朕心。”《清高宗實錄》卷79，頁12；《清代碑傳全集》卷71，陳弘謀：《湖北巡撫盧先生焯暨德配周夫人副室崔宜人合葬墓誌銘》；袁枚：《原任浙江巡撫盧公神道碑》；《清史稿》卷337，《盧焯傳》。可能是由於這些原因，乾隆帝在看到左都禦史劉吳龍的彈章三個多月後，才於六年六月十六日下諭說：浙江巡撫盧焯著解任，所有參奏情節，令總督德沛、副都統旺紮勒逐一查審具奏。過了十三天，六月二十九日閩浙總督德沛參劾盧焯“營私受賄各款跡”的奏折才送到京師，乾隆帝批令德沛、旺紮勒嚴審定擬具奏。《清高宗實錄》卷145，頁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