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道聖旨是傳諭兩淮鹽商，說明現在嚴查辦理，是使“私蝕官項之總商，不得侵公自肥，且令其餘眾商共知儆惕”，但兩淮鹽務關係數省民食，不許各商因有質訊之事而推諉觀望，致應運食鹽，遭到壅滯，責令各商務將鹽源源運出，不得停阻，否則將犯重罪。②。
從以上八道諭旨看，乾隆帝是想徹底查清這一特大案件，具體要求有三條。一係查審高恒、普福二位鹽政及趙之壁、盧見曾兩位運使貪婪之罪，二是追查總商未繳餘利銀及應賠之款，三為懲處負有稽查鹽政之責的尹繼善、高晉兩位總督。這都是令人棘手的難題。高恒久任鹽政和管理關稅，貪婪詳情難以一一查清。兩淮鹽商僅未繳餘利銀就多達六百餘萬兩，如按諭旨所說還要追其冒濫支銷之銀，曆任鹽政侵公之銀無法償回者亦要鹽商代賠，則將多達七八百萬、八九百萬兩，這樣巨大數量的銀兩，兩津鹽商是無力承擔和繳清的，勢必使其家產盡沒難以運鹽。這不僅將影響到數省幾千萬人丁食鹽的供銷，兩淮運司年交國庫幾百萬兩的課銀亦將落空，對皇上的額外收入也有重大影響，還不要說二十年中曾任兩淮運司的其他鹽政、運使、監掣同知、運判等鹽官和總督、巡撫等管官員。簡而言之，此案涉及人員很多，銀數極大，關係到清政府的國庫收入，要想徹底查清，既非常困難，風險很大，又沒有必要，因其將直接影響國庫的來源和天子今後的享用，並且大量銀兩也確係供皇上巡幸和辦貢而用掉，所以最後隻能是有所清查，但不能盡懲。案件的發展和結局，就是這樣的。
在乾隆帝前後數十道諭旨的指授、安排、督促下，經過江蘇巡撫彰寶、兩淮鹽政尤拔世、山東巡撫富尼漢、揚州知府楊魁等官員的查訪審訊，刑部複審，大學士複議，曆時四個月，到三十三年十月下旬，此案大致結束。其最後作的案情“事實”結論如下：前鹽政高恒所收二十餘萬兩銀，多係備辦差務用掉，前鹽政普福所用八萬餘兩，亦多用於“公務”，二人之罪狀僅是“於提引應歸官帑銀兩，恣意侵漁，數至累萬”，高恒“受銀三萬二千兩，普福私銷銀一萬八千八百餘兩”；原任兩淮鹽運使盧見曾隱匿提引銀兩，“私行營運寄頓”；解任運使趙之壁，雖“並無染指”，但對鹽政高恒、普福侵蝕公帑，對屬下監掣同知楊重英勒索淮商三萬五千餘兩之事，諉為不知，不勸阻，不參奏；兩淮鹽商未繳之“餘引無著銀”不是六百餘萬兩，而減至三百九十六萬餘兩，其中還有“代高恒、普福、盧見曾墊辦器物之項”；為高恒辦貢之人顧蓼懷，經手收取鹽商的十五萬兩銀，“係高恒責令向商支銀製辦物件，並非高恒盡行侵用，亦非商人奉令代辦”，僅係“慫恿高恒，己亦牟利，釀成大案”之人；翰林院侍讀學士紀昀、候補中書徐步雲、軍機處行走中書趙文哲、軍機處行走郎中王昶“漏泄通信”，使盧見曾預聞查抄之旨將家產四處寄頓匿藏。《清高宗實錄》卷814，頁25、31、32、37、38，卷815，頁2、11、12、16、17、18、41、42，卷816，頁1、2、3、4，卷818，頁28，卷821，頁21、22.將此諸事與案發之時情罪相比，顯然是大為縮小了，高恒僅貪汙三萬二千兩而非吞沒數十萬兩，兩淮鹽商隻少繳三百九十餘萬兩而不是六百餘萬兩，運使趙之壁“並無染指”，連帝欽定之“案內要犯”顧蓼懷，也非鹽商托令代辦物品，所取商銀十五萬兩係備買貢物，最多不過從購買貨物過程中有所中飽。一樁幾百萬兩白銀、涉及眾多人員的巨大貪汙案件，就這樣縮小至三幾萬兩贓銀、案犯僅有數人而結局，實出人所意料。就此而言，乾隆帝是有所妥協，大為退步了。
當然乾隆帝如此了結此案，有其深刻的考慮，絕非草率、糊塗、不明真情，或者毋寧說，正因為他是太了解此事的內幕和實質，才這樣從寬、從輕結案。真要徹底清查，前述各種危險，如國庫和帝君的收入，幾千萬食淮鹽的人丁之鹽的供應，牽連眾多官員，等等，便很可能難以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