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帝覽奏後，陸續下諭，懲處有關案犯。他指責良卿負恩枉法，諭令將其正法說：“前因良卿在熱河道任上，辦事尚知奮勉”，故加恩擢用巡撫，豈料其誌滿意足，又恃地遠或易為欺，其與高積受賄交通，聽任高積販賣水銀，“並任幕友往來無忌，已屬敗檢不法”。至劉標積年虧帑侵公，數達二十餘萬兩，良卿既已明知故縱，並授意令人彌補，複請添移錢局，冀為通融掩覆，及經部駁，知事必敗露，始以一參塞責，又不嚴追虧項，轉批令將出借銀兩私留作抵，不列入查封款內。其於平越府之私交兵米折色，侵蝕口袋腳價等事，並不覺察劾究。“是其徇縱劣員，毫無顧忌，致通省效尤，罔知檢束，吏治官方，不可複問”。其普安州民吳國治告官吏科派一案，良卿既不嚴行查辦，又轉令被控之本州知州陳昶一同會審，致使抑勒勸和，敷衍了局。“是其心存消弭，盡喪天良，公行欺罔，並不止於法婪贓，封疆大吏敗裂至此，天理國法尚可複容乎！”良卿著依擬處斬，即於貴州省城，令欽差大臣監視正法，“俾各省督撫共知炯戒”！其子富多、富永，著銷去旗籍，發往伊犁，賞給厄魯特為奴。②⑤《清高宗實錄》卷852，頁2、3、27，3，25.
乾隆帝以方世在黔撫任內，婪索劉標貨物，並於開礦一事，受賄盈千，其罪亦無可逭，但其所犯在於得贓，“較之良卿欺君長奸，目無法紀者，尚屬有間”，命將其從寬，改為絞監候，秋後處決。②對於布政使張逢堯，因其“僅以斤斤自守”，不查參劉標，“致貴州省吏治官方，狼藉至此”，他下諭說，“國家於此等頹廢職守之藩司，將安所用之”，將其革職，發往軍台效力贖罪，其經手給予良卿的預支養廉銀及本人借支養廉銀共一千九百二十餘兩，按“十倍賠繳”，以示懲戒。《清高宗實錄》卷849，頁29，卷851，頁13.他因湖廣總督吳達善奏請將良卿、方世、高積、永泰的家產抵補虧帑，不足之銀再由曆任上司分賠，下諭斥責其非說：劉標虧空官帑至二十九萬餘兩之多“為從來侵牟所未有，總由良卿等欺謾長奸，扶同舞弊，以致狼藉至此，因將伊等重治其罪，以昭炯戒。其所查抄家產，乃以懲良卿等之枉法欺公，非為代劉標等抵補虧項”。吳達善並非不知此理，乃竟妄呈此議，其意顯係以此減少曆任上司理應分賠之銀，“一味取悅沽名”，殊為謬誤。“著將此折擲還，交吳達善等另行改議具奏”。《清高宗實錄》卷855，頁9、10.他還諭令將劉標父子“嚴加刑審，實力窮詰，務令其於虧缺之數，逐一指出，實有著落”。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