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諭之令人吃驚，主要由於這一案件涉及了三個重大問題。其一，案情嚴重。色提巴爾第控告高樸私役大批“回民”(即維吾爾族)開采玉石，“擾累回民”，這將嚴重危及新疆的安定局麵。其二，涉及麵廣。上千斤的玉石，從葉爾羌運到蘇州和京師發賣，萬裏之遙，途經甘肅、陝西、山西、直隸諸省若幹府、州、縣，一經審實，將興大案，數以百計的總督、巡撫、布政使、道員、知府、知縣，會因“失察”、“徇私”、“受賄”而遭重懲，政局波動不會小。其三，吉凶難卜。高樸何許人也？諭旨講明了一部分事實，即此人非同一般，乃係慧賢皇貴妃之侄、高斌之孫。但還有一些情況需予補充說明，高樸乃前麵提到過的高桓之子，也許是因為乾隆帝念及慧賢皇貴妃之情和大學士高斌的治水之功，因而斬殺貪官高恒之時，不僅沒有株連其子高樸，像懲處雲南巡撫良卿那樣將其子富多、富永銷去旗籍，發往伊犁，給予厄魯特為奴，反而對高樸關懷備至，很早就授其為武備院員外郎，累遷給事中，巡山東漕政，三十七年更超擢其為都察院左副都禦史，成為位列正三品的大員。不久，因月食，高樸未即入侍，帝雖降諭斥其過失說：“高樸年少奮勉，是以加恩擢用，非他人比。乃在朕前有意見長，退後輒圖安逸，豈足副朕造就裁成之意？”但當吏部議擬革其官職時，乾隆帝又命寬免，隨即又遷其為兵部右侍郎，位列從二品，比左副都禦史還升了一級。三十九年七月，高樸因奏太監高雲從私泄《道府記載》之事而蒙帝嘉獎，四十一年出任葉爾羌辦事大臣。高樸之從叔高晉，久任大學士，兼禮部尚書，署漕運總督、兩江總督，治水有功，屢蒙皇上褒讚。像高樸這樣祖、叔皆為大學士，姑係皇貴妃，門第顯赫的皇親、大臣，怎能輕易為人劾倒？何況彈劾者永貴又係因過貶降之臣。永貴也算是一位曆任內外要職的大臣，從筆帖式起，相繼升任布政使、巡撫、參讚大臣、禮部尚書，都統、署伊犁將軍，吏部尚書，左都禦史、署大學士，四十二年任吏部尚書時，以奏請升主事李漱芳為員外郎遭帝嚴斥，革職奪花翎，給三品頂戴赴烏什任辦事大臣。臨行之前，乾隆帝還降詔對其“詰責甚至”，並說“永貴回烏什，如不實心任事，必在彼處正法”。這樣一位失寵貶任的烏什辦事大臣，焉能將高樸參倒？就算是此時帝諭宣布要嚴查、嚴辦高樸，誇獎了永貴，但麵對上有大學士兼兩江總督的高晉，以及眾多的與此案有關的總督、巡撫等大員，永貴確係勢單力薄，萬一眾口一詞、官官相護，此案很有可能不了了之，對永貴來說，危險就大了。
永貴總算是禍盡福來，他這次出於公心，欲圖為“回民”除害，為朝廷效勞，彈劾高樸，竟幸運地得到了皇上的嘉獎和大力支持。乾隆帝對此案的重要性及高樸之過帶來的巨大危害，看得非常清楚，堅決排除各種幹擾，嚴厲督促臣僚徹底清查此案，依法重懲。他在四十三年九月十六日至二十日，連下十道上諭，督辦此案。第一道、第二道上諭是嘉獎永貴，命其嚴審高樸和助高為虐的伯克。他說：色提巴爾第呈內“有高樸自鄂對故後愈甚等語”，可見“其苦累回眾，非自今日，若不嚴加懲治，必致回人俱不聊生，因而瓦解”。伊什罕伯克乃幫同阿奇木辦事之人，“高樸擾累回民，理當諫阻”，而阿布都舒庫爾和卓卻“從中慫恿取利，情實可惡”，著予嚴行訊鞫。②③④《清高宗實錄》卷1067，頁4、5、6，6、7、8，9，9、10.
第三、第四道上諭是命令各地盤查高樸的家人。諭旨指出，色提巴爾第控稱高樸曾遣家人進京送回銀兩等物，夥同商人盜運玉石至內地販賣。從葉爾羌至內地，“處處俱有關隘盤查”，今以數百斤之重的玉石，如何能運至內地？顯係地方官員懈弛之故，著沿途各省總督、巡撫，飛飭各屬，留心盤詰，如有高樸的家人過境，“即行鎖拿，並將伊隨帶物件，嚴密搜查，派委妥員，一並解送至京審訊”，仍將作何辦理緣由及有無盤獲者，即行複奏。②
第五道諭旨是因烏什事務較繁，命永貴在葉爾羌迅速審理高樸案內人犯，馳奏以後，即返烏什，暫派和闐辦事大臣馮興阿往葉爾羌管理地方及采玉之事。③。
第六道上諭分析了案情。乾隆帝說：檢閱五月間高樸的奏折，其呈請間年一次，於密爾岱山開采玉石。密爾岱山久經封閉，嚴禁開采，並安設卡座一處，以防私竊，乃高樸藉稱“嚴防回人之涉險營私”，而欲間年開采一次，顯係暗與商人串通漁利，“特借此奏預占地步，得以逞所欲為，其居心實不可問”。高樸曾代色提巴爾第差人往密爾岱，即送色提巴爾第元寶五十個，“計其所得，不過婪索之一股，分賄以塞其口”。且僅此一次，已多至二千五百兩，“則高樸婪得之數，不知幾何？其從前勾通商人私賣之弊，不知又有幾次？均不可不確切根究”。又，伊什罕伯克所得，據稱僅二千餘騰格，其係與高樸通同作弊之人，何乃反少於給色提巴爾第之數，其贓銀必不止於此，著永貴一並嚴切訊究，務得實情，迅速具奏。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