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道旨是命令嚴查販玉的私商。諭旨說：偷采玉石，例有禁令，商人出口私自偷買，運回販賣，已有應得之咎，乃竟敢與欽差大臣講明勾通，赴山偷采，“尤為可惡”。恐商人先已私運進口，甘肅的嘉峪關及陝西的潼關，均係大路總彙之區，各商進口，必由二關行走。著傳諭陝甘總督勒爾錦、陝西巡撫畢沅，即飭屬下在關留心盤詰，如有客商私販玉石經過，即行嚴拿，奏明治罪，並將其所帶玉石搜查送京。
第八、第九道上諭是根據阿桂之奏而發。留守京師的大學士、一等誠謀英勇公阿桂奏：查抄高樸家產時，發現高樸從葉爾羌寄回家中的信，其中講到：“所有物件俱令常永、李福兩次帶回家中”，“家人李福差往內地別處辦事，年底方得回京”。高樸家內查有金珠、玉碗。李福、常永尚未到京，現派員分路截拿。隆乾帝在第八、九兩道上諭中講了四個問題。其一，誇獎阿桂，稱其“善於辦事”。其二，責令緝拿高樸家人，李福既係奉主之命往“內地別處辦事”，大約不是去蘇州，就是在江寧置辦物件，命江蘇巡撫楊魁、署兩江總督薩載分別於蘇州、江寧嚴密查拿，一經緝獲，即鎖押解京。此二人皆高樸所用之人，高樸行事，二人必知。解到北京時，著阿桂嚴加刑訊，令將高樸數年婪贓作弊之事，和盤托出。其三，痛斥高樸。他說：查閱了阿桂所開高樸的金珠、玉碗等物之單，單上所載玉碗甚多，家信又雲“係極好者”，而高樸曆次所進玉器，不過九件，且俱平常。今高樸“乃以佳者留藏家內，即此一端，亦可見其天良盡喪矣”。其四，審訊有關侍衛。侍衛納蘇圖為高樸攜帶物件，“且甚為親密”，解玉之侍衛綽克托，受高樸之托為其攜帶物件，“自係通同一事之人”，著阿桂將二人嚴訊，務令供吐實情。②《清高宗實錄》卷1067，頁12、13、14，14.
第十道上諭是指責曾任巡撫、布政使的葉爾羌幫辦大臣淑寶懈弛無能，“高樸如此任意擾累，色提巴爾第俱不能堪”，淑寶所司何事，豈可諉為不知，著永貴對其嚴行究訊。②。
乾隆帝隨即又連續下旨，責令緝拿為高樸辦事的熊先生，究訊高樸家人之隱匿私藏銀兩者，因從家人常貴住房內刨出銀二千餘兩，等等。
九月二十八日，乾隆帝連下三道諭旨，處死高樸，獎懲有關官員。他宣布誅戮高樸及其黨羽說：
“訊據永貴奏：審訊高樸婪贓各款，高樸俯首無詞。因訊其心腹家人沈泰等，據供稱任內積有金銀一萬數千兩，珠寶不計其數，等語。從前喀喇汗在厄魯特辦事，動向回人勒索，幾至激變。今高樸係欽差大員，肆行擾害，與喀喇汗何異，稍遲數年，恐又有烏什之事，深可痛恨。著傳諭永貴將高樸審明，即於該處正法。伊什罕伯克阿布都舒庫爾和卓、什呼勒伯克果普爾，慫恿高樸，釀成事端，亦斷不可留，家人沈泰等，雖係高樸主使，就中圖利，致令伊主獲罪，亦屬可惡，均著一同正法。”《清高宗實錄》卷1067，頁36、37.
乾隆帝所說處死高樸的原因，講得很好。高樸之貪婪不法，本應問斬，但如此之快將其定案處決，確非一般，而且此時這一案件尚未結束，還牽連到不少大臣，正在進行審理之中，照說是不需立即執行的。乾隆皇帝這樣堅決、迅速、果斷地斬殺高樸，充分顯示出其高瞻遠矚的英君明主之氣概。高樸之該誅，高樸罪惡之大，不在於其斂取了幾萬兩銀子，而在於他“擾累回民”。作為皇上派遣的欽差大臣，理應傳喻帝旨，代君行事，撫綏“回民”，安定“回疆”，哪能私役“回民”三千餘人開采玉石。須知，此乃極苦之差。出玉之密爾岱山，遠距葉爾羌城四百餘裏，“崇削萬仞。山三成，上下皆石，惟中成玉，極望瑩然，人跡所不至也”。采玉之人，要冒極大的風險，曆盡艱辛，才能攀上其處，又要經過許多艱難困苦，才能將堅如金石之玉鑿下，再費盡九牛二虎之力，將這幾十、幾百、幾千斤重的玉石運至葉爾羌，轉運外地，不知有多少“回民”葬身於崇山之上懸崖之下，又不知多少人勞累傷病而死。正因為這是苦害“回民”的大禍，搞得葉爾羌民不聊生，怨聲載道，所以阿奇木伯克色提巴爾第激於義憤，出於為回民請命，才拒重金而不顧，冒死上疏彈劾高樸，不是到了再也不能忍受的地步，這位平時進見辦事大臣高樸需要下跪叩首的伯克，怎敢控告相門後裔、皇貴妃之侄的欽差大臣？乾隆帝一知此事，就立即深刻地認識到此案關係重大，下諭嚴辦，並於案發之後的第十二天，便降旨以其與“勒索回人，幾至激變”的厄魯特統治回疆時之喀喇汗(罕)相提並論，對其將激使回疆變亂而切齒痛恨，立諭處死。案犯正法之快，前所未有，乾隆帝此舉萬分正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