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帝此諭，比三天前下達之旨，在三個方麵將案件的審理，推進到新的高度。其一，他明確指出，不肖官員已將“監糧”這一“惠民之事”變成“累民之舉”而大發橫財，再一次並且更為清楚地將此案定為貪汙案。其二，斷定此案為並非三五劣吏之作惡，而是集團貪汙，省府州縣官員通同作弊，“通省大小官員無不染指有罪”。其三，宣布要堅決徹底根究，不會因罰不及眾，牽連太多而罷休，一定要嚴行查辦，並責令阿桂、李侍堯不得徇情瞻顧，否則後果自負。
過了四天，六月十七日，因阿桂奏報“連遇陰雨”，“大雨竟夜”而無法進攻，乾隆帝又連下三諭說：“甘省如此多雨，而曆來俱謊稱被旱，上下一氣，冒賑舞弊”。“甘省向年俱奏雨少被旱，歲需賑恤，今阿桂屢奏稱，雨勢連綿霈，且至數日之久，是從前所雲常旱之言，全係謊捏。該省地方官竟以折收監糧一事，年年假報旱災冒賑，作弊已屬顯然”。著王大臣會同刑部審訊原陝甘總督勒爾謹和藩司王廷讚，為何“從前俱以雨少被旱為詞”，命其據實供吐。他並令王大臣專向王廷讚宣諭：其從前“保全省城，功不可沒”，若能將甘省曆年通同舞弊之情逐一據實供明，可以加恩寬宥，以其功抵罪，否則，必自取重罪，“伊之生死，總在此番實供與否”。《清高宗實錄》卷1135，頁2、3、4.
這樣一來，乾隆帝已將此案的基本情節和性質，以及牽連的人犯，均已了解無遺，並一一作了結論，責令欽差大臣、大學士、一等誠謀英勇公阿桂和署理陝甘總督李侍堯嚴切究辦，二位大臣當然會全力以赴，認真辦案，不敢瞻顧徇私，因而整個案件便迅速徹底查明。
七月初，阿桂、李侍堯將王？望等在甘肅將“監糧”折收銀兩，在省包辦、冒銷賑糧等種種弊端，全行查出，向帝奏報。乾隆帝於七月三十日下達的一道上諭，對此案情形作了總結性的概括。諭旨說：“甘省收捐監生，本欲藉監糧為備荒賑恤之用。乾隆三十九年經勒爾謹奏請開捐，議準允行，原令隻收本色糧米，其時王？望為藩司，即公然征收折色銀兩，勒爾謹竟如木偶，毫無見聞。於是王？望又倚任蘭州府知府蔣全迪，將通省各屬災賑，曆年捏開分數，以為侵冒監糧之地，自此上下勾通一氣，甚至將被災分數，酌定輕重，令州縣分報開銷，上侵國帑，下屯民膏，毫無忌憚。”《清高宗實錄》卷1136，頁8、9，卷1137，頁45.
從案情來說，阿桂之奏和帝之諭旨已講得十分清楚，作弊之法並不複雜，也不神秘，而是非常簡單的，即王？望、蔣全迪與甘省各府州縣官，分別收取若幹名監生繳納的“監糧”之折色銀，然後每年用因災賑濟的名義，將此銀冒銷，於是，“監糧”之銀便全部落入王？望等官員手中。
(三)“捐監冒賑”案的五個特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