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望等人的捏災侵帑一案，本身並不複雜，但它卻具有五大特點。其一，案情之嚴重，情節之惡劣，侵吞銀數之多，為順治以來一百三十餘年中罕見之第一大案。王？望一夥，究竟收了多少監生捐納的折色銀兩，吞沒多少，還盜竊了哪些糧食？總數難以確知，但從四個事實可以肯定其數是十分巨大的。一係甘肅從三十九年四月批準開捐，到四十二年初，距開捐例不到三年，甘省官員已藉稱幹旱遭災賑濟饑民“而開銷監糧至六百餘萬石”，並將舊存常平倉之糧“又銷去一百三十餘萬石”，即為八百萬石。《清高宗實錄》卷1138，頁18.二為陝西依照甘省之例，亦開捐監，從四十年至四十五年止，共捐監生九千六百餘名，“統計不及甘省二十分之一”。《清高宗實錄》卷1140，頁27.姑按二十分之一計，則甘省共應收捐生十八萬餘名，每名收銀五十五兩，當為一千零數十萬兩。三為浙江查抄王？望家產時，雖然從閩浙總督兼浙江巡撫陳輝祖起，到有關抄家衙役，都私自盜取、吞沒了不少珠寶金銀，但上報朝廷的數目還是極為驚人，王？望之家資，多達“三百餘萬(兩)之多”。《清高宗實錄》卷1166，頁24.當然，此數不全是王在甘肅貪婪之銀，還包括有祖遺財產及其任另外官職時掠取之銀，但從史料記載，王之主要收入確係來自甘肅藩司任內。四是甘省府州縣官員從此“監糧”中貪汙之銀，亦多達數百萬兩。由此可見，王？望一夥通過“監糧”，侵吞了上千萬銀兩，他本人的貲財又多達三百餘萬兩，這在入關以後的清朝一百多年裏，還無人無案能與此相匹，其贓銀數量之多，實居第一。
其二，全省大小官員通同作弊。以往成百上千的案子，或係單個作案，或係上司夥同三五屬員納賄索財，像這樣從總督勒爾謹開始，以布政使王？望為首，蘭州知府蔣全迪具體主持，“全省大小官員無不染指有罪”，大規模的“上下一氣”的集體作案，在清朝的一百多年中，也還是第一次。八月二十三日，乾隆帝下諭，批準阿桂等奏請將“甘省捏報災賑侵蝕帑項”的各州縣官員革職拿問的建議，現任知府前任知縣楊賡、任諾璽，現任同知前署知州韋之瑗，同知前任知縣閔元、孟衍泗、趙枋林，同知善達、顧芝、張春芳，通判賈若琳、經方、博敏、佛保、謝廷庸，知州那禮善、伍葆光、覺羅承誌、陳常，知縣陳鴻文、王臣、李元椿、邱大英、詹耀、陳澍、伯衡、舒攀桂、萬人鳳、杜耕書、舒玉龍、福明、陳韶、楊有澳、林昂霄、彭永和、徐樹、尤永清、丁愈、錢成鈞、章汝楠、黃道昭、蒲蘭馨、顧汝衡、孫元禮、宋樹穀、趙元德、萬邦英、沈泰、王旭、夏恒、陳金宣、華廷、墨爾更額、王？、龐、申寧吉、史堂、李弼、葉觀海、何汝楠、鄭科捷、陳起、陶士麟、麥桓、景福、而瞻、成德、王夢麟、麻宸、呂應祥、陳嚴祖、廣福、劉治傳，州同前署知縣王萬年，州判前署知州吳洗，州判前署知縣薛佩蘭，布政司經曆前署縣丞許士梁，縣丞前署知縣周兆熊、閔，縣丞史載衡、李立，經曆前署知縣張毓琳等，均予降旨革職拿問，其已離甘省及升任別省官員，亦命各督撫拿解蘭州審問。
甘肅共有直隸州六、直隸廳一、州六、廳八、縣四十七，上諭列有貪官知縣、署知縣六十三員，知州五員，同知三員，通判五員，縣承二員，共八十一員，另諭又載了二十一員。共計侵盜銀兩一千兩以上的甘肅省府州縣官員，有一百零二人，確是“全省大小官員無不染指有罪”。
其三，貪婪有術，贓銀累累。除了吞沒“監糧”以外，王？望等貪官還想了不少辦法，大肆盜取國庫帑銀。捐監所收的六百多萬石以上的“監糧”，雖全係折色銀兩，可是他們卻借口增糧太多舊倉不敷裝藏，而呈請添建新倉，先後共二十六起，又冒領銀十六萬餘兩。以往賑災時，需將糧食運往適中地方，發給災民，故需開支腳價銀，現“監糧”皆銀，俱被官員冒領，他們仍沿“舊例”，以腳價銀名目支領帑銀。僅王廷讚在任兩年便領腳價銀二萬八千六百九十餘兩，署藩司文德亦領銀一萬七千五百餘兩。王？望任內收的“監糧”和用於賑災的“監糧”，數目很大，多達六百餘萬石，所領的腳價銀當然更多。哈密辦事大臣佛德初次查出哈密通判經方侵吞庫銀二萬三千餘兩，不久又參劾經方虧空銀六萬一千三百餘兩。隨後另一官員圖思義奏稱，經方共虧空庫銀及豆草腳價銀十三萬六千餘兩。如果加上其吞沒監糧之數，這個區區六品的小官，侵吞之銀就多達十五萬兩以上，超過前麵提到過的大學士、兩廣總督李侍堯納取贓銀四倍多，實在令人吃驚。據署理陝甘總督李侍堯的奏報，甘肅皋蘭等三十四廳州縣倉庫共虧缺銀八十八萬八千九百餘兩、糧七十四萬餘石、草四百餘萬束。阿桂、李侍堯查明，省府州縣官員侵吞“監糧”之銀二萬兩以上的，有二十人，一萬兩以上的有十一人，一千兩至九千兩的二十六人，其中最多的吞銀至九萬兩。經方還不在上述人員之內。人數之多，贓銀之多，確係空前罕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