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四，官官相護，知而不舉，敷衍塞責。乾隆四十二年，乾隆帝也許是對甘肅捐監一事還有些懷疑，特派刑部尚書袁守侗、刑部左侍郎阿揚阿前往，盤查甘省監糧。袁守侗原係舉人，當過軍機處章京，久任吏、戶、禮、刑諸部侍郎、尚書，五次被帝派為欽差大臣，出京查辦封疆大吏和高級將領重案，經其查實和參劾，使雲南布政使錢度，雲貴總督彰寶，原定邊右副將軍、一等侯富德相繼正法或論斬。乾隆帝派遣這樣一位辦案能臣和刑部堂官至甘，充分表明了他對“監糧”的懷疑、重視和欲圖弄清實況的決心。不料，這位曾五過難關、擅長破案的“大司寇”，這次不知是什麼原因，竟未識破這一彌天大謊，將並無一粒在倉之“監糧”，向帝奏稱“倉糧係屬實貯”，帝聽信其言，不再追查。這次案發之後，乾隆帝憶及此事，於七月二十二日下諭給軍機大臣說：甘省監糧，開捐以後，全係私收折色，並未實貯於倉。前次袁守侗、阿揚阿欽差前往盤查，“據稱彼時倉糧係屬實貯”，其言殊難憑信。該省監糧既未買補，則倉儲焉能足數，此必當地官員一聞查倉之信，挪東掩西，為一時彌縫之計，其簽量人役，均係地方官所管，易於通同弊混，而袁守侗等受其欺蔽，率稱並無虧短，亦未可定，著確查此事。②《清高宗實錄》卷1137，頁22、23，30.
適值阿揚阿正隨帝秋，在承德避暑山莊，帝即麵訊。阿揚阿奏稱：“在甘省盤查時，逐一簽量，按州核對，俱係實貯在倉，並無短缺”。乾隆帝對此毫不相信，於七月二十三日下諭說：此等簽量人役，即係地方官所管之人，阿揚阿當時“雖逐倉查驗，亦止能簽量廒口數尺之地，至裏麵進深處所，下麵鋪板，或摻和糠土，上麵鋪蓋穀石，此等弊竇，阿揚阿能一一察出不受其蒙蔽乎？”②。
乾隆帝此諭問得很好，把袁守侗、阿揚阿之受騙失職，揭示得非常清楚。過了半個月，八月初九日，他正式下諭對袁守侗二人之失察作了結論，命予議處。他說：“袁守侗、阿揚阿係朕特派前往盤查監糧之人，豈無耳目，乃一任各州縣通同蒙蔽”。前次監查時，距開捐例不及三年，“而開銷監糧至六百餘萬石之多，亦應問其故也。至舊存常平倉，又銷去一百三十餘萬石，其中弊端疑竇，何以並未察及？”袁守侗、阿揚阿查辦此案，均難辭咎，著交部嚴加議處。《清高宗實錄》卷1138，頁18、19.帝之這一提問，袁守侗、阿揚阿是無法回答的。甘肅人口並不太多，怎能在不到三年之內就動用糧穀七八百萬石發給災民？哪有這樣多災民？素稱精明能幹善破疑獄之“大司寇”袁守侗，聰明才智焉在？怎能連這最為簡單之事和最易覺察的漏洞都視而不見？是智者千慮之一失，還是別有原因，如官官相護之惡習，如總督勒爾謹、藩司王？望之逢迎和請求，才造成這一嚴重失察，還需進一步深究。看來，後者的可能性更大一些，因為，不僅是袁守侗和阿揚阿，還有不少官員也是徇情失察。
當時的陝西巡撫是畢沅。畢沅係頗有名氣的人物，當過軍機處章京，是乾隆二十五年的狀元，自三十一年出任甘肅鞏秦階道起，直到五十年，皆在陝甘為官，當了十年陝西巡撫，屢署陝甘總督。這樣一位才華橫溢的狀元公，這樣一員久任陝甘封疆大吏的老練大臣，為什麼在此案暴露之前噤若寒蟬片語未奏？禦史錢灃因此上疏，參劾畢沅署陝甘總督時，“於該省冒賑諸弊，瞻徇畏避，請敕部將畢沅比照捏結各員治罪。”帝命畢沅明白回奏，畢沅複奏辯稱：四十一年署理督篆時，因金川凱旋，經手軍需事件，迅速回陝，於甘省監糧情弊，“曾經查問屬員，支吾隱飾，急切不能得其要領”。四十四年再署督篆時，又赴西寧口外辦事，“在省為日無多，未能覺察舉劾”，請交部嚴加治罪。乾隆帝下諭，斥其“托詞卸責，所奏實屬支飾”，兩署督篆時，對“王？望等折捐冒賑，上下通同舞弊等事”，“不即據實參奏”。《清高宗實錄》卷1147，頁12、13.浙江巡撫陳輝祖之弟陳嚴祖、江蘇巡撫閔鶚元之弟閔元，皆係捏災冒賑之貪官，陳輝祖與閔鶚元對其弟之“婪贓舞弊”，“亦有所聞”，但恐一經陳奏，其弟將遭重罪，故“隱忍瞻徇”。《清高宗實錄》卷1148，頁7.實際上，對於此案，不僅畢沅、陳輝祖兩位大臣，就是籍隸陝甘的科道官員，甚至“內外大臣，皆知而不舉”，形成“天下無不共知”，“內外臣工並無一人言及”，使帝“思之實為寒心”的極其嚴重的瞻徇顧私、官官相護的局麵。《清高宗實錄》卷1147，頁13，卷1148，頁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