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道諭旨說：安徽布政使國棟，前任浙江藩司時，經手查抄王？望貲財，且查抄底冊在藩署收存，縱使國棟無分肥情弊，已有應得之罪，著將國棟革職，解赴浙江，交阿桂嚴審。
(二)大學士阿桂誤信奸督狡辯皇上駁斥胡言明斷疑案。
乾隆帝的上述諭旨下達不久，陳輝祖之折到京。陳奏：以銀易金之事，係在查抄王？望家產時，“布政使國棟麵稟商換，並言及金色低潮，恐解京轉難適用，不如易換銀兩，較為實濟，遂爾允行”。③陳輝祖此奏，純係無理狡辯。他這樣講，既將責任推之於國棟身上，是藩司要求以銀易金，自己僅隻“允行”而已，不是主謀，又將此事粉飾為一無謬誤，金色低潮，解京不便使用，因而以銀易換，如此說來，二人是為帝著想，哪能說是存心不良要損公肥私？盡管陳輝祖絞盡腦汁，精心編造謊言，並且一度騙過了欽差大學士阿桂，但一則他沒有料到國棟會供出一些真情，再則他更未想到皇上英明善斷，識破了辯解之詞。
乾隆帝於乾隆四十七年九月二十二日下達長諭，駁斥了陳輝祖的騙人之詞。乾隆帝從四個方麵批駁陳奏之非。其一，陳輝祖既稱金色低潮，恐解京轉難適用，則便應將所有金子盡行易換，何以解交內務府冊內又列入金葉九兩三錢，明係借此以為掩飾彌縫之地。其二，陳稱照價易換白銀七萬餘兩，而阿桂訊問王站柱的口供內又言及王？望有銀二三萬兩，則此易金之銀，“已有王？望銀少半在內，陳輝祖又將何辭抵飾乎”？其三，陳輝祖稱欲留此款為塘工之用，如果辦理塘工，銀不敷用，即當奏明請款，若欲私自為此變易，“已屬非是”，乃前次陳奏稱，塘工之銀，尚剩下三十九萬餘兩，陳既早知“有盈無絀”，“又何必借此易金之銀？豈非預為侵蝕地步耶！”且王？望之貲財器物甚多，何不盡以塘工為名一並易換？其四，此次陳折隻言及易金之事，而於玉山子等件作何隱匿之處，並無一字提及，“是其欺罔蒙混，更無疑義”。②《清高宗實錄》卷1165，頁14、15、16，14、15.
乾隆帝總論陳輝祖、國棟之過說：陳之所奏，“全不成話”。如果陳輝祖欲易銀為塘工之用，即使預先奏明，其事已屬矯強，況當日並未具奏，“竟與國棟商同舞弊，是此項金兩，全係陳輝祖、國棟二人抽換抵兌，分肥入己，自屬顯然。此事大奇，為從來所未有”，國棟著革職拿問，交阿桂審辦。陳輝祖係協辦大學士陳大受之子，父子皆任總督，“世受國恩，最為深重，何至喪良無恥至於此極。是王？望所為，係明火執仗，而陳輝祖竟同穿窬行徑矣”。②。
十月初五日，乾隆帝閱讀了兩江總督薩載呈奏的原浙江布政使國棟的供詞。國棟供：陳輝祖說王？望在家產被抄時，“曾求過總督，說金子太多，恐怕礙眼，不如照依時價變銀，將來辦理順易”。“國棟原曾勸阻，陳輝祖執意要換”。陳輝祖曾說，王？望家抄出的朝珠，“甚屬平常，難以呈進，諭令委員購買數盤添入，又將自己朝珠挑選添入。國棟亦曾勸過”。陳輝祖向經辦查抄人員杭州府同知楊先儀“要進金子五百兩，過了數日，又經退出”。陳輝祖“將多寶櫥內玉器取出後，止總開列玉器”。乾隆帝下諭，就此供詞予以分析和有所批駁說：陳輝祖顯係將王？望的好朝珠私自藏匿，而把平常不堪之珠放入，“以為抽換地步”，其取金五百兩，亦係“有心侵用”。“此案業已眾證確鑿”，不怕陳輝祖不據實供吐，不可動刑。《清高宗實錄》卷1166，頁10、11、12.他又批準暫署閩浙總督、浙江巡撫的王進泰之請，將此案始終經手的衢州府知府王士瀚、嘉興府知府楊仁譽、杭州府同知楊先儀、錢塘縣知縣張翥革職拿問，查抄其任所及原籍家產。
過了幾天，阿桂、福長安等之折到京。阿桂相信了陳輝祖的辯解之詞，奏稱易金銀兩，係仁和、錢塘二縣分做五次，於上年(四十六年)十二月以前國棟任內繳納齊全，“是以銀易金之事，尚無虛列抽抵等弊”。②③《清高宗實錄》卷1166，頁24，14、25，25、26.以銀易金，乃此案之關鍵，若此無弊，則對陳輝祖等官的革職拿問，等等措施，皆屬無的放矢，且係冤枉好人，皇上便犯了大錯，陳輝祖等人便應官複原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