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更為嚴重、更為厲害的是國泰有一堅強後台，即他與和關係密切。此時和任軍機大臣、領侍衛內大臣、禦前大臣、戶部尚書，兼任內務府大臣，步軍統領、都統等要職，其子豐紳殷德為帝指婚為和孝公主之額駙。和還多次被帝委任為欽差大臣，到地方統軍征戰，查辦要案，其被帝之寵愛超過任何大臣，史稱其“寵任冠朝列”。此次國泰之案，和又係欽差大臣，錢灃要想查明真相劾治國泰，確是難而又難。
其四，錢灃之疏，與乾隆帝也有所涉及。一年多以前，軍機大臣阿桂、福長安、和向帝密奏：“國泰性情乖張”，“不宜久任山東”，請調其至京為官，“消弭其事”。乾隆帝認為這不是辦法，於四十六年正月，命軍機大臣傳諭於易簡來京詢問，了解國泰有無“不法款跡”。於易簡奏稱：“國泰並無別項款跡，惟馭下過嚴，遇有辦理案件未協，及詢問不能登答者，每加訓飭，是以屬員畏懼，致有後言。”帝又問：國泰屢次保薦呂爾昌(原濟南府知府，升任安徽按察使)，“有無徇庇交通情事”？於易簡奏稱：國泰與呂爾昌均係刑部司官出身，國泰常委呂爾昌審理案件，“並無交通徇庇之事”。四十六年正月十四日，乾隆帝就此事諭軍機大臣：於易簡所言，“誠據實之奏”。“朕於各督撫，從不肯寄耳目於藩臬，但於易簡係大學士於敏中之弟，經朕麵詢，自不敢不據實奏對，是以令其來京陛見。今據所奏如此，是國泰尚係辦事認真欲速見長之過，並非有別項款跡”。若將來發覺國泰有弊，“不特國泰罪無可辭，即於易簡亦有應得之罪。著傳諭國泰並於易簡知之”。《清高宗實錄》卷1122，頁17、18，卷1156，頁11、12.二月初一日，他又諭軍機大臣，以阿桂等曾奏“國泰不宜久任山東”，將正月詢問於易簡之事告訴阿桂，言於所奏“自為確實”，實即告其不需調動國泰。《清高宗實錄》卷1124，頁4.皇上兩次下諭，講述國泰無不法之事，現在錢灃彈劾國泰貪婪不法，豈非英明君主犯了失察之過？
由此可見，禦史錢灃之奏，確係冒著很大的風險。觀察錢灃經曆，才知他之此奏並非偶然，因為他是乾隆年間一位敢於直言的諫官。錢灃於乾隆三十六年中進士，四十六年由檢討考選江南道監察禦史。同年，甘肅捐監冒賑事發，錢灃立即上疏，彈劾兩署陝甘總督的陝西巡撫畢沅說：冒賑折捐，固由王？望枉法，但王為布政使時，畢沅兩署總督，“近在同城，豈無聞見？使沅早發其奸，則播惡不致如此之甚”。畢沅“瞻徇回護，不肯舉發，甚非大臣居心之道。請比照不結各員治罪”。《清高宗實錄》卷1147，頁12；《清史稿》卷322，《錢灃傳》。所謂比照不結各員治罪，即要予以重懲，畢沅不是死於刀下，便是發遣充軍，至少也要革職籍沒。乾隆帝覽疏後，責令畢沅明白回奏，幾次嚴諭斥責，後將其降為三品頂戴留任。錢灃後來還疏劾和不在軍機處辦公，另居內右門直廬之非，帝為之訓斥和，並命錢灃稽查軍機處。和深恨錢灃，於乾隆六十年將灃毒死。這雖是後話，但錢灃之敢於上疏直言，彈劾勢要，卻是其一貫的作風，實為難能可貴。
乾隆帝讀過錢灃之疏後，於四十七年四月初四日下了兩道諭旨。第一道旨說：派尚書和、左都禦史劉墉、工部右侍郎諾穆親馳驛前往涿州、德州至江蘇省一帶，有查辦事件，隨帶司員一並馳驛，禦史錢灃亦著馳驛前往。第二道旨說：禦史錢灃參奏山東巡撫國泰貪縱營私，布政使於易簡亦縱情攫賄，今特派和等人前往秉公據實查辦，斷無不水落石出之理。葉佩蓀由山東按察使升任湖南布政使，著令其將在山東任內時之“所有見聞，國泰等如何貪縱營私之處，逐一據實迅奏，若稍存徇隱”，將來查明，“葉佩蓀何以對朕”？②《清高宗實錄》卷1154，頁6，1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