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事從前富勒渾等僅據司道結報之數，渾同立限，並未徹底清查，而此時曹文埴等到彼，亦僅就福嵩、盛柱開報數目據以入奏，看來曹文埴等亦欲就案完事，殊非令徹底清厘之意。伊等係朕派委前往查辦，自應將該省何處虧缺若幹，何處彌補若幹，何處竟未彌補，何處不但不能彌補且有增多之處，逐一詳查根究底裏，方為不虛此行。若隻就福嵩等開報之數，顢頇結局，則將來該省官員，以倉庫虧缺為前任之事，輾轉推諉，而不肖之員，且以此挾製上司，更肆其侵蝕伎倆，將複成何事體！……
又據竇光鼐奏：去歲杭州、嘉興、湖州三府秋收歉薄，倉庫正需平糶，而倉內有穀可糶者無幾，浙東八府歲行采買，惟折收銀兩，以便挪移，等語。曹文埴等亦未奏及此也。州縣設立常平義倉，收貯穀石，原為偶遇荒歉，臨時平糶散賑之用，乃杭州等屬，竟至無穀可糶，而浙東采買，且有折收銀兩之事，尤堪駭異。竇光鼐為該省學政，經朕批詢，據實指陳，必係耳聞目睹，所奏不為無據。著將原折抄寄曹文埴等閱看，令其查照竇光鼐所奏各款，逐一秉公詳細盤查，務將該省數年積玩虧缺實數，及原虧續缺裝點各情弊，並虧空數逾十萬之嘉興等縣，及平糶無穀折銀挪移之杭州浙東等屬，逐一查明，據實嚴參辦理。倘曹文埴等仍有回護瞻徇，不實不盡，將來別經發覺，朕惟三人是問，恐曹文埴等不能當其咎矣。著由六百裏速行傳諭曹文埴等，並令速行回奏，富勒渾、福嵩各令其明白回奏外，將此通行傳諭知之。”《清高宗實錄》卷1252，頁17、18、19、20.
這道一千二百字的諭旨，雖然講了許多事情，涉及的方麵相當廣泛，但集中來看，它主要講了一個問題，即乾隆帝褒獎浙江學政竇光鼐據實陳奏浙省倉庫虧缺太多，訓誡欽差大臣曹文埴等三人不要再“回護瞻徇”，“將就了事”，責令他們認真清查，“據實嚴參辦理”。
乾隆帝的這種態度是對的，傾向性也很明確，支持竇光鼐的如實反映問題。但是，他萬萬沒有想到此舉給竇光鼐帶來了多麼大的危險，沒有想到專辦查庫的三位欽差大臣竟會違抗帝旨，合夥陷害、整治直言的學政，更加出乎他意料的是，這個竇光鼐竟是一個不怕權臣、“不要性命、不要做官”，堅持把追查貪汙的鬥爭進行到底的鐵漢子。
竇光鼐的危險在於，他徹底清查浙江倉庫錢糧虧空的立場和行動，得罪了一大批有權有勢的官員，陷入孤軍作戰的困境，甚至會被定上欺君大罪。其一，他遭到浙江巡撫、布政使、按察使和許多道員、知府、知州、知縣，即浙省大多數官員的堅決反對。諭中所講的浙省虧空，是乾隆帝於四十七年查辦閩浙總督陳輝祖侵吞原巡撫王？望入官金子案件的時候，估計到通省錢糧“難保無積壓虧缺”之弊，而下諭清查，當年查出各府州縣倉庫錢糧共虧空一百三十餘萬兩。經帝多次催促，五十一年二月，浙江巡撫福嵩上奏，四年以來，已彌補九十六萬餘兩，尚虧空三十三萬餘兩，難以依限全補，請求展限上交，並言已於新年正月“傳齊司、道、各府共同立誓，共砥廉隅”。《清高宗實錄》卷1249，頁5、6.